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我们对于复杂的中国社会能了解多少，对未来的中国文化能贡献多少，实在不可强求；但我们能否对自己负责，使自己这沧海一粟不至于彻底迷失，却是应该可以留意的。

我们不能因为终于发现了西方文化与我们的区别，就可以轻易地放弃对它的研究；如果是那样，我们辛辛苦苦造出来的中国式“地方性知识”，最多也不过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中，成为诸多供人猎奇和欣赏的文物中的一个。悖谬的是，要回到最纯粹的中国式生活，恰恰需要对西方文明更地道的了解。

这几位著名的自杀人物，都表现出了杰出的人格和节操，但没有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比起孔子，司马迁和朱子，都要差一截。无论是孔子的无可无不可，还是司马迁的忍辱负重，可以说都接近了人生的中道；而这几位自杀者，却不得已而陷入了狂狷之道。《韩诗外传》里称他们为“磏仁”。这是“仁”的最末一种，比“圣仁”、“智仁”、“德仁”都要低一个档次，其基本特点是：“廉洁直方，疾乱不治，恶邪不匡；虽居乡里，若坐涂炭；命入朝廷，如赴汤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尝；疾乱世而轻死，弗顾弟兄，以法度之，比于不祥，是磏仁者也。”

谢丽华主编的《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是“农家女”自杀干预的第一个成果。书中所展示出的自杀的复杂性早已超出了一半女性主义的思考范围其中所归纳的自杀的深层原因（文化谬种、教育滞后、组织缺损、道德废弛、经济压力）都告诉我们，要解决自杀问题，必须在根本上重建乡土中国。

以自杀问题为切入点，从中国人切实的生活体验中，理解中国人的人生道理和苦恼，从而能够从中国人的角度重新理解人类社会中更加普遍的问题和痛苦，找到一种中国式的美好生活。

在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之外，人们永远有作弊的办法，而作弊，又在不断形成新的规则。

余华如此概括“活着”这种基本处境：“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这正是“过日子”的基本内容

华英和她丈夫靠经营木器厂而致富。但是在富裕起来以后，丈夫就在县城里包了一个情人，还和她生了一个女儿。华英为此非常痛苦，几次想自杀……后来随着她的信心日益增长，她也逐渐说服丈夫，让他和那个情人断了关系。两个人把木器厂包了出去，重新开始做生意，一年的时间精神状态改变很大。

他（毛泽东）不仅在自杀观念上实现了这种根本性的转变，而且真的通过社会革命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风俗和家庭制度。从此，中国家庭中去除了父权制的权威，政权、族权、神权、夫权都不再成为束缚自由意志的绳索，任何人都获得了独立追求幸福和人格尊严的权利。

到了现代中国，一方面，个体自由得到了空前的张扬；另一方面，家庭与政治两个领域被彻底分开了。清官不仅难断，而且根本就没有权力来断家务事了。人心的教育与提升，要么完全变成了政治之外的领域，要么成为服务于政治运动的润滑剂，而不再具有独立的意义。

教育（或者说“教化”），或许是在礼法政治退出私人空间之后，仍然可能触及到中国人的心性结构的唯一政治形态。……自杀问题所激发我们的，并不仅仅是降低自杀率，而是通过重新理解人心，再重新构造中国的政治观念：立足于中国生活的快乐与痛苦，充分吸纳泰西这人对人心的诠释和政治努力，找回安身立命的天理，再造世界历史，才是值得一试的人心政治。

好像在传统礼教被废除后，人的精神和心灵就完全成了私人的事，社会政治只有在利用人们的思想时，才会来改变人们的观念，而不为人心本身负责。……但是，社会规律并没有因为人们的忘记而停止作用。这些无根的心灵要么迅速被各种各样的宗教占领，要么漫无目的地跳脱放浪，时不时撞进自杀的深渊。

农家女项目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让社会努力在家庭中起作用；而要在家庭中起作用，根本上是关照人心……面对如此细致的问题，任何革命和运动都显得过于粗暴和不恰当了。说到底，“农家女”的自杀项目所要做的，是平民的教育。但对农民的教育并不是课堂和书本上的专业培训，而是灵魂与道德的净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提升。

西方文明中最典型的自杀者，乃是《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和《悲惨世界》中的沙威。他们首先是恶人，但又不永远是恶人，而是终于良心发现。恰恰是这种深刻的忏悔使他们无法原谅自己从前做的坏事

在现代中国革命中，家庭革命大概要算是最彻底、最成功的一个方面了。大多数中国人，至少在这个层面上实现了平等，甚至自由。

但到了现代中国，一方面，个体自由得到了空前的张扬，另一方面，家庭与政治两个领域被彻底分开了。清官不仅难断，而且根本就没有权利来断家务事了。人心的教育与提升，要么完全变成了政治之外的领域，要么成为服务于政治运动的润滑剂，而不再具有独立的意义。当政治运动需要的是淳厚的人心与道德时，当然看不出这种政治的问题，但是一旦政治的发展变成了以经济繁荣为核心，从而不得不依托于人人为己的心性，这种政治的弊端就立即暴露了出来。当前的自杀率就是明证。

种种古训就可能完全流于空疏的教条，甚至会使人们变得更加顽固和傲慢。

毛主席所说的“造反有理”，就是很多中国人内心深处对现代社会的理解。“文革”之后，这种理解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被加强了。所以我们骨子里是把齐天大圣、梁山好汉、贾宝玉这样的人物当做了自己的偶像。而这样一种理解，在我看来，是从中国文明中固有的一些观点来理解自由民主。然而，这只能把人从旧制度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却还没有给人一套新的伦理来安身立命。所以，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不懂得怎样过好日子，也没有认真思考自己该怎样做人。

我们完全是在一个非涂尔干的世界里研究自杀。因为，无论涂尔干还是现代精神医学，一个基本的假定都是，自杀总是发生在非正常状态下，要么是一个社会偏离了正常状态，要么是一个人的精神状况偏离了正常状态。但是，我的想到却认为，只有正常人的自杀才算自杀，傻子的自杀根本不算，没有任何意义，不值得去研究。

中国的自杀者往往并不是游离于社会常态之外的人，而恰恰是对某些社会规范道德过于认真的人。

面对主要由家庭矛盾造成的中国式自杀，真正能解决家庭矛盾和纠纷的，并不是简单地帮助弱者进行革命和反抗，而是想办法维护家庭的和谐。这一点正是中国自杀问题的要害

公安机关和医疗单位所关心的是，人们是否会陷入暴力、谋杀、疾病、疯癫这样的不幸之中；但大多发生在家庭里的中国式自杀，更多设计的是人们怎么样才能过上好日子，或者说，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中国农村自杀的绝大部分发生在家庭之中，来自夫妻之间、婆媳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和兄弟姊妹之间的争吵。

归根到底，中国当前的自杀问题要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方面，要思考自杀这种现代问题在中国表现为什么状态；另一方面，如何在现代的情境下理解中国人的生死观念。中国的自杀问题，就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反映。

公安局之所以会处理一些自杀问题，是因为自杀与谋杀经常搅在一起，分不清楚；医院之所以会处理自杀问题，是因为自杀者往往需要身体或精神的治疗。

家庭中的自杀问题关系到的是个人的幸福与尊严，和这些（警察、医生等）都没有直接关系。（第9页）

我们研究自杀问题，不是仅仅为了找出中国人自杀的特殊模式和文化解释，而是要以自杀问题作为一个入手点，从中国人切实的生活体验中，理解中国人的人生道理和苦恼，从而能够从中国人的角度，重新理解人类社会中更加普遍的问题和痛苦，找到一种中国式的美好生活。因此理解现实的自杀现象，只是这项工作最表面的一个维度。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更深入地思考现代自杀学的理论传统和深层关怀，另一方面是更地道的回到中国的思想传统本身，使中国的文明传统能够成为重新建构现代生活的主要力量。（第15页）

美国自杀学之父施耐德曼（Edwin Shneidman）：研究自杀和死亡问题，一直贯穿着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1：一个人能否理解死后的存在。……这种死后仍然存在的“我”的假象，成为“后我”（post-ego）（19页）

过日子和做人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命运展开的一个过程，而命运的展开首先要在家庭之中实现，也就是要在家庭成员的互动之中发生。过日子本身就是人与人不断发生关系的一个政治过程。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非就是爱与恨两种。（第47页）

任何一对关系，似乎都不能简单诉诸道德伦理的要求就能调节好，而都成了要花一番心思才能处理的“家庭政治”（第59页）

“为生民立命”的事业，就是要帮助每个个体找到自由过日子的道路，要最大程度地保证每个个体的自由，同时又使更多的心灵能变得幸福。 …… 自杀问题所激发我们的，并不仅仅是降低自杀率，而是通过重新理解人心，再重新构造中国的政治观念：立足于中国生活的快乐与痛苦，充分吸纳泰西哲人对人心的诠释和政治努力，找回安身立命的天理，再造世界历史，才是值得一试的人心政治。（第6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