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传

记得鲁迅曾说过：“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出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由于马克思主义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它的解释与发展就成了一种权力，而且为一部分所垄断。

我的学术著作，其实并非阉割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是一种教师的讲授：那处处都可以察觉到的强烈的宣讲欲，那滔滔不绝的语势，以及过于明晰的表达和特意强调的语气……

将事能弥，遇事能救，既事能挽……未事知来，始事知终，定事知变

这样的民魂在“学界三魂”中时唯一背后没有权力的：官魂背后有政治权力，匪魂就是明天的官，他也有潜在的政治权力。因此，民魂是最独立的，同时也是最没有力量的，他也是最孤独的，最容易受到伤害的。

这也是鲁迅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缘分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这正“证明这些人的卑怯。……”

我有一篇文章这样讲：政治家们、历史家们常常出于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在多种场合谈论二十世纪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历史，却很少人去关注、理会这种分分合合的历史对由于种种原因参与其中或者受到牵连的个人和家庭的命运的影响，以及更为深远的心灵的影响。这其实反映了我们历史观和历史叙述的问题。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只有历史伟人而无普通人，只有群体政治而无个体心灵世界。

解剖自己，要追问为什么会这样，必须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自剖，自醒。 “我的反思”，要从历史上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做理论的思考，提高到理性的层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把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

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

强调理想的彼岸性，同时也就是承认这样的理想虽不能至，却是可以不断趋近的，因此也就能够成为向理想不断奋进的一个强大的动力。

“这种权利崇拜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全国范围的夺权斗争，可以说已经渗入到不同程度卷入‘文化大革命’潮流中的中国人灵魂深处，并且遗传到了后代。文革在思想上对中国人民毒害最深，而且至今还在影响着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有两个观念。一个是这个‘有权就有一切’，还有一个是‘只要目的是崇高的，就可以无所不为’，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做。这已经成为中国国民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

1、理想的教育应该是既有规范，又给不规范的课程提供一定的空间。

鲁迅曾经说过：”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这是怎样的悲哀啊。“做教师的，最害怕的也是学生毫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