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民族国家

内圣的礼乐开不出自由民主的政治和法制

儒家革命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追求现世完美的道义政治观上具有精神同构性：政治理想中的平等和人民民主理念、以道德性贯通政治制度的统治法式（人民民主专政）、革命者的救世主意识（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及夷狄交侵处境中保守华夏理想政制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承担（反帝反封反殖）

儒教士因此是一宗教化的士生体，其宗教旨趣定向于作为民族体国家队华夏帝国的礼乐化，即维系天道与华夏民族体国家的关系，而不是像佛教、基督教那样关注个体生存的偶在和脆弱……儒教士有一些共同点特征：以周公或孔子和其它先圣为精神楷模，倡以德教立国的政制理念，以及我命与道义之天有特殊关系的教士身份意识。德教之制具体说是三代之制，这种制度被神圣化为一种宗教性的文质并彰的制度，所谓宗教性是指这种制度与天地固定关系。儒教士对天当然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道义性的天。

大莽新政可与毛泽东新政比较研究，以探测左派儒教士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模式。有的论者提到王莽新政的儒家理想主义品质时大为赞扬，对毛泽东新政的理想主义却视而不见，或大肆诋祺，似乎两者有天壤之别，令人莫名其妙。葛承雍的＜王莽新传＞对王莽新政的儒家理想性有颇具体的描述，若与当今的毛泽东传合看，会发人深省。

公羊家的圣人改制精神与心学的成圣人精神是现代中国革命者的精神资源。

依循心学的成圣精神，辅之以公羊家的圣人改制精神，就构成了宗教化的、追求现世完美性的革命精神及其制度创新的政治文化风格，内圣外王论尤为明显地表达了儒生之政治使命的宗教性。毛泽东的革命精神的气质正是这种儒教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