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暴力

要是没有必要去救赎，也许只不过意味着没有任何值得救赎的东西。悲剧需要意义和价值，哪怕是为了冒犯它们也好。悲剧用它的过度和不公正破坏我们道德领域的对称，但是其力量却取决于对那种公平的信任。要不然，“过度”和“不公正”一类的词语就会不具有任何意义。……在这种程度上，悲剧就有可能是一个否定性的乌托邦形象：它让我们想起我们在目睹其毁灭的一幕中所珍视的一切。 ……悲剧可以向我们表明价值如何在自身毁灭的行动中得以释放，以便我们在一件事物毁灭之时品尝到其丰富性。

马赛尔·普鲁斯特在其《三个对话》中写道：“做一名艺术家就是要失败，因为没有别的人敢于失败……失败是他的世界，回避这个世界就是逃跑。”

悲剧产生于政治与神话、公民义务与宗教忠诚、伦理自律与精神上一种仍然令人信服的意义之间的某个模糊区域。能够提出“人类在何种程度上是其自己的行为之源？”或者“我是否正在做这件事？”这样的问题，既按时面对决定性力量时的一种焦虑，又暗示着可能对那些力量提出之一的某种道德自省，其目的是使得这些问题能够提出来。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就是对人类主体的自我理解与其实际社会历史地位、体现在人类实践中的意图与由它们启动的进程之间的分裂。

为了让悲剧成为可能，人与神的范畴必须既可以区分又不能分开，陷入共谋与敌对的某种错综复杂的逻辑之中。为圣人的语言所震惊，俄狄浦斯逃离柯林斯，直接投入命运的怀抱；就他的情况而论，“我命中注定”和“我咎由自取”意思大致相同。

不可避免之事通常是令人不快的，而且除非你与之对抗，你也许永远弄不明白它究竟有多么不可避免。但是高度警觉地与之战斗，就像在生命最后时刻的麦克白一样，是踩在鲁莽的勇敢与迟钝的顽固之间的一条细线上。……即便如此，不成功的反叛是坚决面对现代极为赞赏的死亡的一种方式。在接受战斗的思想中有一种令人沮丧的存在主义诱惑力，这是对功利主义最后的驳斥。功利主义计算后果，然而这种纠缠不清、没有退路的自我肯定破坏了这些后果，推荐一种完全为自己而采取的行动的艺术美，一种时空的对某种价值观的表达，而这种价值观将会让你根本无所适从。

沃尔特·本雅明认为，悲剧违背他谓之为“有魔力命运”的东西，因为在悲剧中人意识到自己比众神稍胜一筹。……在谢林看来，知道自己正面临一种导致死亡的力量，但即便如此仍然与之进行战斗，没有任何比这更伟大的尊严。

对于已经生活在生不如死的那些人来说，死亡不具有任何权威。

未来是由我们未做之事构成的，完全就像由我们已做之事构成一样。

如今，美学的作用一般而言是连接自然与自由、事实与价值、认识论与伦理学之间的断裂；但是对于黑格尔、谢林、施莱格尔、荷尔德林、赫贝尔、叔本华、海德格尔及其追随者而言，悲剧更进一步，实际上表达的是自由与命运抗争的主题。这就是上述思想家中的大多数认为悲剧乃是最为宝贵的美学形式的原因。悲剧是困扰现代性的一种真实矛盾想象性解决办法，因此是意识形态的原型。

自然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努力，要在人类历史中发现类似于自然或超自然法则的不可动摇之物。

没有多少东西比冷静更煽情。

爱情是一种致命的嗜好，它使得你不了解你自己，迫使你掩饰、抵赖、自我折磨，并且会在眨眼之间变成憎恨。你所爱的人也就是你势不两立的敌人，付出爱的那部分自我的确就是如此。

宗教，也许尤其是基督教，已经在人类事务中造成难以讲述的浩劫。偏执、虚假的慰藉、残忍的独裁主义、性压迫，这些只是宗教在那里是的法庭上接受审判的一小部分特征。它的作用，除了一些可敬的例外，一直是将掠夺进行神圣化并且对不公实施典律化。在其许多方面，宗教今天都代表作用于这颗行星的一种可憎形态的政治反映，对人类自由的一种扼杀，以及对有钱有势者的一种支撑。但是，还存在可以在政治意义上具有启蒙性的神学观念，而本书首先就是探讨这些观念的。

典型的现代的悲剧困窘——我们既不能抛弃争议和民主的价值观，又不能漠视它们假借某种必胜主义目的论之名付出的令人震惊的历史代价。 也许人们还注意到，我们时代一部最深刻的悲剧是这么一个事实：社会主义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已经证明最不可能实现。 尽管格奥尔格·卢卡器在《灵魂与形式》中断言孤独乃悲剧之本，我们应该记得，就连孤独也是一种社会条件。如同任何其他状态的事物一样，我们只有运用取自一种公共语言的概念才能识别它。要明白我是孤独的，我必须有一个原则上将我与他人联系起来的符号系统。

贝克特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不屈不挠地对按照惯例被看做价值的东西进行去神秘化。对文学矫饰的无情进攻，甚至在极度痛苦之时对唯心主义吗啡的嘲讽性拒绝，与给自夸的成就带来破坏的失败所达成的契约，对仍然自知不可避免被神秘化的谎言纯修辞意义上的恐惧，所有这一切代表的，不是价值的缺席，而是对它的特殊感知。

（贝克特）所创造的世界之谜是：事物如何能够同时既如此反复无常又如此旷日持久地使人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