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史

物质的匮乏不仅影响到乡村，也影响到城市。《伯蒙齐编年史》的编纂者记载了穷人食狗肉和鼠肉、食鸽粪及亲生儿女粪便的情景。事态因赈济的减少而每况愈下，施舍物的来源枯竭了。

这场瘟疫最为沉重的打击却是直接落在毫无权势的普通人头上。在牛津郡的一个史学界极为熟悉的庄园——库克斯汉庄园，12名维兰在一年之内全部亡故，在同属牛津郡的图斯莫尔庄园，庄园主在获得准许之后将他的田庄辟为猎苑，因为庄园的维兰都去世了。

14世纪至15世纪的豢养家兵制度，在经历了一系列旨在削弱贵族军事力量的措施之后，到亨利七世朝结束时只能“依稀辨认出它先前的影子了”。1504年的《取缔家兵法规》规定：凡是豢养家兵的人均应在星室法庭受审，一经“供述、审讯以验明证据确凿后”，即可将被告定罪。这项法规到1509年就废而不行了，但是在此时，这项法规连同其他一系列措施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王国的臣民中听命于贵族而非听命于国王的人数急剧减少。通货膨胀也加速了这样一个进程。

都铎王朝的君主们越来越多地启用乡绅担任治安推事，这不仅表明对于一个人物和实力都在日渐壮大的新兴社会集团的让步，而且表现出力求以低廉的代价来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的努力。治安推事除了负责观察反抗社会和反抗政府的动向之外，还要留心察看“滋肇事端的酒馆”和“非法的竞技活动”。

迄今为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教会，它通过各地的修道院及城市中的慈善组织，倘若不是有计划地、也是直接地以提供衣食的方式参与对穷人的周济。行会组织也要类似的举动。如果说宗教改革之后这种慈善性周济减少了，各地地方政府提供的救济却增加了。在1572年议会制订综合性济贫法之前，常常是各地治安推事和城市议会发起征收强制性的济贫税。

都铎王朝早期的济贫法措辞强硬，这说明政府不仅对城乡各地穷人人数的日益增多深感忧虑，而且认为这些人对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因为穷人中不仅包括“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这一词汇在当时专指那些染疾在身或不能就业、但品行良好的人），而且包括无赖和恶棍。这种强硬的措辞也部分地说明这样一种意思，即在缓解穷困的问题上，政府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正是追溯到这一时期，我们才可以明显地看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可能永远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

关于义务法则的理论并不一定能够付诸实践，因为在实际上，不平等表现为差异，而差异发端于生前身后的机遇，并且由于性别、职业、食物、衣装、居处及学识、趣味的不同而扩大。自然秩序也可以作为抵制政府干预的依据。

相形之下，在社会天平的另一端，用哈里森的话来说，“几乎人人都是建筑师”，即使是“最简陋的贵族宅邸也足以与往昔的国王宫殿相媲美”。

庞大的宅邸在其规模和管理上的变化比人们通常预料的要小，但是宅邸的建筑设计发生了变化，增添了走廊和门房之类的建筑。房屋的建筑设计也表明，人们越来越追求个人的天地，而这对于穷人却是不可能做到的。

宗教改革是三项主要变化中最主要的一项，无论这种变化是不是有意识、有计划进行的，它在16世纪有着新的意义。宗教方面的改革毫无疑问得到了当时任的充分理解，一位威尼斯观察家将这一变革描述为“最为重大的变动”，认为“它之所以可能在这个国家中发生，是由于在社会习俗、法律、信仰以及归根到底在国家本质中发生的革命所使然。”人口的增长在这一时期同样明显可见，虽然我们难以对此作出解释，但这是位居第二的重大变化。位居第三的重大变化当属困扰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通货膨胀。

人口增长率上下波动的原因可以归诸于农业歉收和疾疫流行，而这两者又是紧密关联着的：“先是饥馑，而后便是疾疫”。如果饥馑减少了，那么疾疫流行的范围和强度也随之减少。

与20世纪末发生的通货膨胀相比，这一时期的物价上涨应当说是和缓的、而不是迅猛的。但是物价上涨的幅度被认为是自1250年至1900年间最大的，物价上涨也搅乱了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史学家关注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后果，经济史学家则强调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然而，他们目前的一致看法是：第一，这一时期的经济领域内依然存在着一个通货膨胀的影响难以达及的广大区域；第二，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着明显的地区差异；第三，不同商品的价格变动不是千篇一律的；第四，在计算物价变动幅度的时候，应当考虑到每一时期的工资和地租额的变动。

都铎时代临近结束的时候，有迹象表明国家的一体化增强了，虽然一体化的进程尚未完成。地方经济正在向各具特色、互相依存的方向发展。虽然总的来说，富庶的南部和东部的经济融合发展程度超过了贫困的北部和西部。不列颠岛各个地区之间因沿海贸易的日益扩大而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就整个17世纪而言，决定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还是经济的进步，而不是宗教的力量。一位近代的史学家得出结论说：“除了穷人以外（他们的数目始终很大），所有的人的生活都略有变化，也不那么原始（以1700年跟1600年相比较）”。这一归纳是正确的；当时，资格的限制还是必要的。茅屋仍然被置诸度外。

对于当时多数知情的人以及许多不知内情的人来说，1688年革命是实用主义和人的理性的一次胜利，它是针对一种“对清教和这个王国的法律和自由”的显而易见的威胁而发动的，而它的效果在于解决那些使先前好几代人攘扰不安的争端问题。于是，建立起一种“平衡”，它维持了若干年之久。在19世纪期间，一位代表辉格党的观点的史学家马考莱在评论这次革命时，认为它使英国人“有别其他人民”：“因为我们在17世纪有过一次维持性的革命，……我们在19世纪便没有一次破坏性的革命”。

17世纪早期的许多经济问题的争论都源自于国王的财政困难，当时由于政府的开支不断增长，国王的处境也就日益狼狈。何况，由于16世纪延续下来的物价上涨情况平息得很慢，这个事实也就使事情更不好办。的确，当物价在17世纪20年代趋于平复时，也没有迹象表明经济得到稳定或发展，而是趋于紧张。

最早把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冲突用来解释终于在内战中出现的一系列现象的，是当时一位名叫詹姆斯·哈林顿的人，他在1656年出版的《海洋》（Oceana）一书中宣称：战争其所以爆发，是由于土地所有权从国王和贵族那里转移到平民手里而引起的，结构造成权力的转移。

还有一些史学家则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们在承认社会和经济集团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认为应当更多地强调这些集团的文化一致性及其施加政治影响的愿望。他们把宫廷和民党之间的紧张关系看作是不断扩大以致最后发展成为不可弥合的一种分裂，它终于导致内战的爆发。当然，这种分裂早在詹姆斯一世执政的一开始就已存在。

当时许多著作家认为，殖民地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向政治机体内不时产生的坏情绪提供一个发泄孔”，或者说它是“使我们的穷人找到工作和使那些在英国或殖民地无法维持生活的人有工作”。

18世纪80年代英国工业产量猛增的同时，英国人向独立的美国所出售的货物之多超过了处于靠1660年航海法维持的“老殖民体系下”的殖民时代。1782年，英国向美国出口总值为1250万磅，到1790年，为2000万磅。

土地依然是财富和权力的主要来源，大地主继续改进着其经济地位：在1700年，贵族拥有英国土地财富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1780年为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一位经济史学家曾计算过，在1700年时，一个农民生产所得能养活1.7人，而在1800年时能养活2.5人，即增加百分之四十七。即使这样，英国在1750年（出口的最高年份）以后再也不一定是小麦和面粉的纯出口国了，1757年和1758年是纯进口国，而且，自1767年以后通常都是进口居多，这归因于人口增长——自18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就开始增长了。

在圈地方面占主导的无疑是大农场主。阿瑟·扬写道：“没有任何小农户能够影响象诺福克已做的那种大事，这是显而易见的。大农场是诺福克耕作业的灵魂。如果把大农场瓜分为一个个年产值为100英镑的地产，你会发现全郡除了乞丐就是杂草。”然而，圈地要求来自大农场的佃户——他们在18世纪末耕种着英国四分之三的土地——和小地主：当时存在一种合并地产和消灭荒地的动力。那些受到诱惑为扩大资本而出卖地产并发展为佃农的自耕农，则是另一类要求圈地的人。

无论就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动机而言，把对18世纪的描述完全集中在贫困问题上，会使人彻底误入迷津。在贵族、绅士、自耕农、租佃农、无地农民与厂主、工人、工匠这两个系统之间，存在着极为大量的“中间大众”，这些人在18世纪过程中无论是人数还是收入都在增长，而且发展成为专业性集团。和通常的情况一样，在他们之下还存在着一个“地下”世界——流浪汉、赌鬼、骗子、小偷，即约翰·盖伊的《乞丐歌剧》中所说的“乱七八糟的世界”。

权威和等级制的原则常常受到挑战，这并非由于政府的目标有什么动摇（政府一直尽力运用法律力量来维护这些原则，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和从1793年开始的同拿破仑统治的法国的长期斗争中），而是由于政治、宗教和经济上的不满造成的。

“道德经济”当时在农村得到承认。在实践中，它允许人们在食品价格高昂时通过某种仪式化的行为来表达不满（包括采取宽容而有节制的暴力行为）。凡是闹事群众认为是对的事情，一般都得到人们的称许，尽管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得到人们的完全赞同。

随着工业的发展，大众的道德经济逐渐让位于市场和工厂的政治经济，而且，在这全新而又从不静止的过程中，实际上更要紧的是廉价而不是优雅或美好。同时，英国这时的革命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同的是，它是工业革命而非政治革命，这一事实意味着它所强调的更多的是发展而不是平等。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当追求享乐继续发展下去时，这种追求便成了对“勤奋”的怀疑。

发明家的社会背景很不相同，从水磨匠到牧师，应有尽有，而对于他们的成功来说，固然需要创造发明的精神，但更需要的是某些品质，其中之一是要有商业头脑。

一些发明家在幕后默默无闻地工作；另一些发明家则要跟商人进行合作，除非他们自己成为商业家。后一种发明家具有面向社会的思想，他们往往把自己的技能转向开辟市场和改进产品式样，大制陶家约瑟亚·威季伍德就属于这一类。

这非得有人甘冒险不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经济的增长只会招来更多的创业者而不是相反，然而必须有资本才行。从贫穷变成富有，这并不是一般的情况。法律上的障碍，特别是专利法，可能会阻碍变革；反之，持有专利，则可能成为进一步努力的一种刺激力，人们往往会对某一项发明提出明确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