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

美只属于能领悟美的人，而不属于仅仅拥有美的人。

如果友谊在本质上意味着效劳、慷慨、广交朋友的豁达，那么当它被感到成为一种依靠的时候，它就会成为对这种亲密关系的秘密和暗地里的拒绝。 在权力领域，集中了所有的最能摧毁友谊的法则。

懂得待在一起什么也不说，是友谊的一种高级形式。这是尊重。这是崇敬。这是思考。跟闲聊完全是两码事。

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可以相信，政治人物出于对一个民族的爱的作为往往会最终毁灭这个民族，并且从内到外招致仇恨。

一种表现为爱的矫饰之恶。这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为他人着想”，也就是说，出于对爱人的爱，以爱的名义，剥夺爱人的自由，使其偏离自身命运的轨道。

爱人身上的某个缺陷，某个可以度量的缺点，使我们对他更亲近。

希腊人将狂妄自大作为针对人的界限的侮辱而不是作为对神的侮辱来加以惩罚。

假使我们是无限的，我们就是上帝了。但我们至少想无限地爱下去。这是能让我们向神性接近的机会。

从离你最近的那个人开始。就是那个你最近看到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用爱握住他的手，在他的眼睛里，你会看到整个人类的所有的需要、所有的希望和所有的爱。

醋意会扼杀爱情，但不会扼杀欲望。这便是遭到背叛的激情所施加的真正的惩罚。

悲剧主人公不得不采取的违反道德的决定。悲剧并不会为了公理而牺牲真理，也不会为了真理而牺牲公理，因为在悲剧中，处在冲突中的所有力量都是一样合乎情理的，在最深层的意义上，它们都是一样高尚的：它们被打败时，都能够给失败赋予价值。是价值，不是罪孽。

人给人制造痛苦的能力在我们这个行将逝去的20世纪达到了顶峰。 历史上科技进步最大的这一千年，也是历史上政治和道德退化最大的一千年。就连阿提拉、尼禄和托尔奎马达也没有希姆莱、贝利亚和皮诺切特那么残暴。

这千年的悲剧在于，我们虽拥有了所有能保障我们幸福的手段，却糟蹋了它们，用最坏的方法来给不幸作保障。

弗兰兹·卡夫卡和威廉·福克纳，普利莫·莱维和豪尔赫·森普伦，他们的深刻意义就在于给那些在一段有罪的历史里受害的人还原了悲剧的尊严。

我们会在光辉灿烂的日子里创造通信、艺术、惊人的医学进步，并在一个无始无终的宇宙中探索我们未知的空间。我们还会创造友谊，爱情。但在最混沌的夜晚，我们也会任凭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死于饥饿，让地球上一半的小孩没有学上，让人类的一半——女人享受不到身体的自由。我们会继续掠夺资源，仿佛我们在盛怒之下，高傲地拒绝空气、水和森林在我们死后仍能存在的权利。

20世纪兑现了让人类可以变好的诺言，也兑现了自由的诺言，这种自由也包括了行恶的自由。这是爱因斯坦和弗莱明的世纪，也是希特勒与斯大林的世纪。这是乔伊斯和毕加索的世纪，也是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的世纪。这是充满了科学光芒的世纪，也是笼罩着政治阴影的世纪。技术得到普及，但暴力也得到普及。发展不平衡，连发展的速度也存在着不平等。在人类历史上，科技进步和政治、道德落后间的深渊从没有这么大过。21世纪会不会预留给我们一点更好的东西呢？我们有权保持怀疑。或者至少是像奥斯卡·王尔德那样，把悲观主义当成是一种睿智的乐观主义。

是我们自己给一丝不挂的皇帝穿上了新衣。是我们自己使权力的幽灵转变成权力的实体。

今天，权力已学会了怎样让自己隐身不见，而前所未有地让受害者自己给权力赋予权力。

书籍告诉我们任何其他一种交流方式都不能告诉我们的：把我们所有的能力都综合起来，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自己身上也在他人身上完善自己。

文学家的迫切担忧：如果我不写这个词，就再没有人会写它了；如果我不说这个词，世界将陷入沉寂，或谣言，或愤怒。一个没有被写下或说出的词将惩罚我们沉默或难受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