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内战

事实上，公社体制是把农村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导之下，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本身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牵制现在已被取代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麦这个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总是喜欢重操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普鲁士的市政机制。普鲁士的市政机制不过是1791年法国旧的市政组织的拙劣仿制品，它把城市管理机构降低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器上的辅助轮子。

人们对公社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多种多样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证明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七月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大制造商（大资本家），二月革命又把政权转交给联合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各党派，这些党派是为了共同对抗工人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秩序而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政权最后变成了占有者阶级用来反对从事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公开的战争工具。但是作为公开的内战工具，它只能在有内战的时候使用；因此，议会制共和国的生存条件就是延续已经公开宣布了的内战状态，这就恰恰否定了“秩序”，而内战恰恰是以“秩序”的名义进行的。

工人必须打碎的不是旧社会政府权力的一个不太完备的形式，而是具有最后的、最完备的形式的政府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帝国声称它依靠构成全国多数的生产者——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对相互对抗的两大社会力量都采取冷漠和敌视态度的）农民；它把国家政权当作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它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的因而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它通过摧毁议会权力亦即摧毁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直接的阶级专制形式。这样一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国家形式。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最大的虚荣，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横蛮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使国际斗争永久化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阻挠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

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财富占有者和财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愈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

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表明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质，

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首先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性生存的条件。

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一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一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需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

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了，

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一些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文件滑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对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迎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这些人在当时是这样地迷信巴黎负有在一切历史动乱时期代表全法国的使命，竟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完全足以证明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确有法律根据。

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高官厚禄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他那曾使他获得《Mirabeau-mouche》〔“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冒牌英雄的口吻在众议院中声称

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继续回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

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

梯也尔忘记了他那些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忘记了他因路易·波拿巴愚弄了他并且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没有人为的议会制度的气氛，这个小人就会一钱不值，而这是他知道的）而对路易·波拿巴产生的私怨，竟参加了第二帝国从法国军队攻占罗马起到对普战争的一切可耻勾当；他以对德国统一的恣意攻击挑唆了这场对普战争，因为他并不把这种统一看做是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却把它看做是对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这一法国的世袭权利的侵害。

从3月18日一直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使秩序党能够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

不过，枪毙俘虏是暂时停止了。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开始大批枪毙俘虏，并且一直继续进行到底。

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

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

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