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

这群采菲文人缺乏自省惕厉，与“五四”及国难时期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全然两样。他们既欣赏缠足，又觉得不以为然；科学测量也好，文学渲染也罢，他们都不反对；他们所抱持的，就是诸如这般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却又看不出有什么不协调之处。他们的金莲世界里没有矛盾，只有不成体系的零散知识，还有令人心醉的断肢残体。他们的肩膀上，无需顶住“黑暗的闸门”，只有无限快感和欢娱。他们没有认同危机的焦虑，只有宿醉和睡眠不足。光就表面来看，这群征集、供应和传播有关女子小脚知识的人，似乎是现代中国最为快活的男人。

当缠足还是一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像这样的测量和步骤，对于妇女来说，是一种直觉的知识。只有在缠足走入历史之际，才有需要将这些知识付诸文字，以满足外人和后人的好奇。

在放足女子的“皈依叙事”里，她们的身体只在放足那一天发出声音，然后就被封装在国族论述或官方统计资料之中，成为无足轻重的微弱响音。

提起缠足，奚如谷（Stephen West）教授曾以他一贯的口吻，淡淡地说了两个字：“It was”（英文兼有“过去了”和“这是不争的事实”两重含义）。① ①奚如谷教授是在闲聊中讲出“It was”这两个字，时间为2002年10月，地点是哥伦比亚大学。

我们习于只从反缠足观点来观看缠足。为了探求那些被淹没的声音，为之撰写一部另类的历史，我就不得不抗拒一概而论的冲动、过度简化的倾向，以及道德主义的口吻——正是这些冲动、倾向和口吻，绑架了我们当前所理解的缠足史。

小脚依旧凝结了传统中国的种种偏差和不足：压迫妇女、故步自封、蛮横专制、漠视人权等等。这类对于过去的反思立基于现在，其前提是现代极度乐观的进步史观：一切事物会变得更美好，我们生活的时代也比过去她们的来得自由。然而记者的沉重语调透露出这种史观的一个烦恼：女人被压迫得如此厉害，使得她们根本无法拯救自己。唯有透过改良主义的国家或知识精英赋予她们新的生活，解放才有可能。

视缠足妇女为落后表征的观点，乃是现代国族主义论述的特色，这观点甚少受到女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挑战，因为基本上，他们与国族主义者同时服膺现代主义有关自由与能动的预设。有意思的是，一个像缠足这么具有煽动性的题目，居然就这样成了海内外最没有争议性的议题。如果我们对这个共识有所疑惑，首先就必须探究一个课题，亦即，现代中国的国族想像在多大的程度上根植于“天足”这全新的概念和身体观，以及1875年开始出现的反缠足运动。

若说终结缠足的努力因为个人身体的顽强性而呈现出某种复杂性，还不如说，所谓的“终结”，不应该被视为一个明确的时刻，而应看成是一个“缠——解——缠——解”反复不定的纷乱时期。不论如何，在这场拉锯战中，缠足败下阵来，缠足人口大幅减少。这并不是因为缠足变成违法行为，而是因为它被认为过时了；当缠足不再被赋予文化上的尊荣与体面，它其实就已经死亡了。

最重要的是，女性的地位成为衡量国家整体文明性的标杆。中国若想与西方平起平坐，首先就要达到性别平等，颠覆儒家“男尊女卑”的性别阶层化原则。然而，就算具备了这些进步的元素，“天足”论述仍然流露出一种男性成见，因为它不但将缠足女子打为媚惑男人的妖姬，还谴责深受其害的母亲和女儿，认定她们是咎由自取。后来的中国国族主义者在其著述中，更将这些令人不敢恭维的元素“发扬光大”。

在徐珂此一开创性的叙事理路里，天足代表了一种理应赞扬、却备受蔑视的庶民文化，而缠足则象征了权贵阶层的腐化和专制。天足于是在修辞上被赋予民主的含义。

对于“停滞”的女性身体感到厌恶，认为它们跟不上新时代核心宇宙观的心情，助长了“天足”作为语言范畴和社会方案的诉求。“天”这个神奇的字眼召唤出一种现代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天然”的“天”意味着从矫揉造作的传统文化中释放出来的承诺，也因为“天体”的“天”意味着天体在一个自强不息的宇宙里周天运行的机械规律。若说科学的追求和地球知识域的诞生，反衬出缠足妇女与时代的捍格脱节——或者说，她们被塑造成相对于中国现代自我的传统他者——那么，所有男性改革者都曾熟读的儒家经典，在新时代里的命运就更尴尬了。

然而，在“天行”与“天步”之间，或者说，在宇宙运行与躯体步行之间，画上等号之后，反而助长了一种将身体视为抽象存在或隐喻场域的观点。一旦妇女的肉体性被抹去了，对于缠足疼痛的描写，便无从入手，而这也正是反缠足论述的通病：《黄绣球》作者对于女主角的缠足与解缠经验的处理，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