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的末日

除非不再把自由当目标，或抛弃实现自由的承诺，否则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丝毫不能更动。

群众的绝望，就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不是“暴民造反”，也不是“无耻宣传的胜利”，而是旧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所造成的彻底的绝望。

我信，正因为荒谬。

宣传只能改变本来就相信的人，也唯有满足人们现在的需求，或平息人们面临的恐惧时，宣传才具有吸引力。某种宣传形式的成功，以及成功的原因，都是极重要的征兆；但宣传并非起因，反宣传也绝非解决之道。

极权主义经济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差异，在于它的所有经济目的都附属于一个社会目标：充分就业。经济进步与财富增加，都是附带的产物。

极权主义经济的一大奥秘在于“管制性消费”。他们成功压低了消费量，因此似乎得以“创造”出资本，用以投资生产资料生产；相形之下，民主政治用尽所有剩余资本，却无法透过提升民众消费量与购买力的手段，来达到充分就业。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的世界，或许和从前所有社会一样神经错乱。但偏执不是治疗疯魔狂世界的良方；相反的，要在疯狂的环境生存，更需保持清醒。「成熟」（maturity）（借用这个常遭滥用的词汇）并不包括「试着让天地万物变得更理性」那样的尝试，也就是十九世纪民众努力过的尝试，或许永远都会以挫败收场。而成熟也不包括「试着凌驾宇宙间的非理性」。成熟所需要的是：我们让自己的行为合乎理性；也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机会拥有一个端正、有意义、有成就感的人生，和一个端正的社会。

这是一本有关政治的书。它不如学者力求立场超然，也不如新闻报道力求公正客观。本书有其政治上的目的：希望能强化人们维护自由的意志，抵御为支持极权主义而抛弃自由后所产生的威胁。同时，本书依据于一个先入为主的信念：欧洲传统与极权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间，毫无妥协余地。

战前的欧洲有三位大有可为的政治哲学家——法国的索列尔( Georges Sorel)、意大利利的帕累托以及德国的米歇尔( Robert Michels)，都是先成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寻找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之后又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成为法西斯主义在智识及精神上的始祖。

社会理性特质的瓦解，以及个人与社会间理性关系的崩溃，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革命性的特征。

意大利文学和哲学的发展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它们与政治现实之间毫无关联，而是起不了政治与社会作用的“纯思想”。结果，最崇尚自由、个人及理想主义的意大利民主哲学家甄提尔( Giovanni Gentil)的学说，反被法西斯教育政策用来作为反个人主义、反理想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幌子。

其次，极权主义到底算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因为它两者都不是！发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均无效后，法西斯义遂跳脱两者之外，寻求另一种不以经济考虑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社会唯一对经济的关注在于让工业生产的机器维持良好运作，谁出资、谁获利都是次要问题，因为经济方面的结果全依附于主要社会任务之下。

要为德国(甚至奥地利)的反犹太种族主义提出解释，正确的说法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特殊，让犹太人代替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就算不是非这样不可)，成了与德国敌对的力量。

由此可见，纳粹反犹太主义的起因，既不是纳粹所宣称的北欧人与犹太民族信仰之间有着互不兼容的冲突，也不是外界常说的德国民众直存有排犹思想。确切来说，德国犹太人和一大部分德国人民(也就是自由的中产阶级)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冲突与陌生感，才是引发纳粹反犹太主义的原因。纳粹迫害犹太人并不是因为犹太人与德国格格不入，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几乎完全被同化，不再是犹太人。

他（加富尔）的内心其实并不认同民主理念，正如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在“三十年战争”中，为了削弱哈布斯堡王朝而支持德国信教却不认同德国新教的理念一样。在加富尔眼中，君主立宪、议会民主、自由参政和自由贸易，除了打击有领地的贵族之外，别无意义。

民主崩溃的原因在于民众与其信条没有情感上的联结，最好的例证就是墨索里尼自身的经验。他最初的企图不过是要发动一场社会革命；唯一的目的只是要夺取属于他个人的权利、牢牢抓住不放。

那些三十年前深受18世纪启蒙思想和19世纪反教权主义影响的人，往往忽视基督教异议分子的存在（从克尔恺郭尔到法国的工人牧师），将他们视为与现实脱节、无药可救的幻想者。就我所知，《经济人的末日》是第一本以代眼光看待他们的书，认为他们是意志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致力于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现实问题。

丘吉尔在1940年，也就是本书初版一年多后上台执政，代表了《经济人的末日》中所祈求和盼望的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观重获伸张。但在1939年，人们所能做的，也只有祈求和盼望。因为现实情况就是乏真正的领导人物，缺乏自我肯定，缺乏具有价值观和原则的人。

这本书也说明极权主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反，它只会让问题更趋严重，让世界噩梦连连。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的世界，或许跟之前的所有社会一样，疯狂错乱。但偏执不是治愈疯狂世界的良方。相反，要在疯狂的环境中生存，更需要保持清醒。成熟（借用这个常遭滥用的词汇）并不包括让宇宙万物理性起来。那种19世纪人类的尝试，或许水远都会以挫败而收场。成熟也不包括抹去宇宙万物中的非理性。成熟所需要的是，我们让自己的行为理性起来。也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机会拥有一种正直的、有意义的、有成就感的人生和一个正直的社会。

残暴本身不过是一种症候，代表法西斯主义跟所有革命一样，是种将人们震出生活常轨、释放出他们隐藏的凶残本性的革命。暴虐、残酷和血腥是每一场革命共有的特征不管革命的起因、本质和方向为何。这种破坏力仿佛瞎了眼一般四处造。

不过，比起另一种目光短浅、自欺欺人地用来反对法西斯的论调，这算是小巫见大巫了，那种论调就是：群众被宣传麻醉了。而这根本就是在拥护法西斯的主张；希特勒也在自传《我的奋斗》中利用了这点。我们不断宣称，对抗法西斯是为民主自由而战，为个人自由与不可剥夺的人权与尊严而奋斗。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承认，群众会受宣传诱惑而放弃这些权利，那我们的信条就丝毫不具正当性，那我们干脆也变成法西斯分子算了。这样至少比那些狂妄的假贵族作风更真诚，伤害也更少一假贵族们在为自由凋零哀悼的同时，又担心群众造反。

法西斯主义真正的本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表征：投群众所好的心理学。几乎所有研究法西斯（及其他）问题的学者都把重点放在解释“宣传”上，就暗示承认了这种心理的重要性。

作为一套社会秩序和教条，资本主义反映了这样的信念：在自由平等的社会中，经济成长可以造就个人的自由与平等。

科学（理性秩序最值得骄傲的产物）已经踏出了坚决的第一步，朝自身理性基础的毁灭前进。不管机械论者否认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被机运取代是什么意思，都暗示了他们已经到达甚至超越了世界的机械化概念的限制。机械论者无法为其相信的因果法则找到新的理性替代品，同样，社会也尚未发现新的理性基础，来取代已随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社会主义信仰崩解而消失的机械式理性化。

个体具有理性地位及功能的秩序到此宣告毁灭，必然也会使得传统价值观的秩序——理性价值观的理性秩序——失去效用。理性秩序的两大基础：自由和平等，对理性社会而言，确实是清晰而饶富意义的价值观。但是，对于身处在一个丧失理性意义之社会的彷徨孤独的个人来说，还有任何意义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自我理性存在的毁灭，对他们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不再优先考虑旧信仰、旧机制的态度，也出现在民主制度上。民主制度过去的目标和成就，包括保护反对的少数，透过对等、自由的讨论与协商来说明议题等，对驱逐恶魔的新任务可说毫无帮助。因此过去设计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机制，就变得毫无意义且虚幻。它们称不上好也称不上坏，只是在一般人的眼中变得完全不重要，也难以理解。一般人无法了解，女人的选举权、参政权竟然在二十年前才成为政治议题；乐观主义者也许会欺骗自己去相信这种冷漠只是“技术性失误”所致。

个人的经济自由不会自动造就平等，这个事实已经摧毁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据以建立的有关人类本质的概念：经济人（ Economic Man）。

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家的知识水平每况愈下，而是世人不再认为经济装要那么至高无上、独立自主不可；他们只相信事实。群众已经了，自由经济活动不会也不可能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因此，他们不愿再经济行为视为“典型的”且值得社会向往的行为。

经济自由的本质（也就是依据个人最大的经济利益来采取行动），已经失去了过去曾有的社会价值。不管优先考虑个人经济利益是不是人真正的天性，因为无法促进平等，大众已不再认为经济行为本身对社会有益。因此，如果有可能稍微远离失业威胁、经济萧条危机和亏本的风险，人们是可以接受甚至十分乐意削减或放弃经济自由的。 人类是多么实用主义。而德鲁克描述的这些1939年的场景，对80年后的现实似乎是个复刻。

德国与意大利在19世纪吸引群众寄托情感的伟大经验，并非资产阶级秩序的胜利，而是民族统一的成功。……相形之下，英国、法国、荷兰和北欧国家为民主奋斗的经验和传统，则深植于民众的心中。这些国家早就完成民族统一，因此民主信念能凭本身的条件显出情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