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中的变迁

张灏曾指出，正因为五四知识分子是把乌托邦式的期望寄托在民主制度之上的，这就和西方构成重大差别。在西方，”民主“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国民性和人格之反映。与其相反，民主制度倒是更多地基于对人性中黑暗面的理解。由于人是自私的、会滥用权力的，因此必须设立一种预防权力集中的制衡机制。民主并非理想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倒可以说它是防止政治变成最坏制度的方法。张灏把西方民主政治中对人性的理解称为幽暗意识。而五四新知识分子对”民主“的看法非但没有一点幽暗意识的影子，相反却充满着乌托邦式浪漫的情怀。

儒家意识形态是一个整体性思想体系，它包括以家庭伦理为中心/以忠孝仁义为基础的价值观/大一统仁政思想的社会观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三个子系统。<图片1>

它是开放条件下达到意识形态认同必不可少的组织形态。

要保持某一组织成员对哲学观、价值观、社会理想达到整体认同，党员必须经常活动，开会、共同行动、沟通思想、相互了解、相互监督，每个人都能参与到他人的思想和价值追求红去。

这种联系方便、成员固定的基层组织活动，把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价值落实于每天的实践。它对于维系党员意识形态认同十分重要，所以每个党员必须属于某个支部或区分部。

对党员的要求只是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入党很简单，只须经介绍和完成登记手续。

要求人们认同意识形态，党必须知道参与者已接受党的意识形态。

通过基层组织的认真考察。而不能由中央直接吸收。只有这些基层细胞才有可能掌握、了解新成员情况，才能用意识形态标准衡量他是否合格。 意识形态越强有力，对基层组织要求也越严。 共产党吸收新党员必须经过支部审查外，还要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候补期，以考察参加者是否符合意识形态标准。

1989年4月初我们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作五个月的学术访问。正在这段时间，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香港留了下来。

自从国共两党登上历史舞台以来，知识分子边缘化和民间社会日益缩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从1895年到1915年这二十年，中国一直以资本主义为蓝图推进现代化，只是当这一蓝图失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才开始兴起，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成为应然模式。然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实际上却造就了一个与传统同构的新的封闭社会，只有社会主义衰落，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目标才再次显现出来。

注一 一体化组织方式和经济持续增长之矛盾首先表现在现代化目标和和意识形态关系上。

注二 一体化结构和经济现代化的矛盾的另一个方面是，一旦经济超出一体化组织方式所容许的限制，经济进一步发展会对社会整合造成巨大冲击。

所谓历史感，是指人突然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所领悟，把人类今天碰到的种种问题和数千年来我们祖先生活的社会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企图超越某一个特定、某一种特定文化社会规范来考察历史的仪式。它往往出现在社会或思潮发生重大转向的历史关头。

理性化的表现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如选举和立法程序）和人们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原则相背离，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尊重并遵守共同规范，这可称为规范认同。 ……程序合法必须优先！

我们把人们信仰某种意识形态并将其规定的原则付诸实践，称为意识形态认同。当一个社会各层次组织以统一的意识形态为前提，各层次组织骨干由认同统一意识形态阶层或集团充当时，这种组织方式称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一体化。

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宗亲的公子集团和贵族卿大夫集团一直处于逐步衰落中，而不以身份等级为固定标志的士阶层逐步崛起，成为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组织力量。也就是说，士阶层的出现意味着当时中国已形成一个不同于贵族领主而可以在农业社会中进行广泛联系的新社会成分，他们可以成为跨地域政府的组织者。 与此同时，儒家意识形态开始普及，慢慢地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到了秦汉时代，这两个趋势结合起来，使得以儒生为大一统国家官员的条件的以克服。从此以后，大一统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形态，而不像世界其他地区，分列式农业社会之普遍状态。

可以把这种研究方法比喻为“历史望远镜之倒转”。通常，近现代史研究把中国150年来的社会变迁分作若干阶段，专家们尽可能熟悉每一段的各个方面，这犹如用放大镜和望远镜详尽地考察每一个细部。如果我们将望远镜倒转过来，就会出现一个相反的效果，历史事件的细部消失了，对象远离了我们，事业却大大扩展了，使得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联系显现了出来。我们获得了历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近现代社会演变与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基本结构浑然一体。我们面前，是一条整体的历史长河，他时而峰回路转，时而波汹浪急，事儿坦荡浩然......

光阴飞逝，正如诗人所说“活的匆忙，来不及感受”。中年人的忙碌和沉醉于忙碌带来的成功感，实际上和吸大麻差不多，用占满每天时间来逃避人生的空虚，使他们忘却那个青年时代励志一生去追求的理想。 这种逃避来自中年人特有的以成熟和坚强为掩饰的懦弱。青年人在追求真理时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中年人却由于深知前人之专业研究，了解这潭水有多深，就固守“不知深浅，切勿涉水”的信条。

中国封建社会在农村存在一个信仰儒家意识形态的地主阶级，他们“官于绅，绅于乡”，实现乡绅自治，使得社会组织中层和上层官僚机构有效地衔接整合，起到沟通官府与民间的作用。19实际嘉道年间人士姚莹说过一句话“绅士信官，民信绅士，如此则上下通而政令可行。”

国家又无力用官僚机构来包揽一切，这就需要动员整个社会支援配合。在一体化结构中，轻车熟路的社会动员组织方式是利用具有统一儒家信仰的缙绅与官方合作，以延伸放大官僚机构的功能。这一传统模式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就是官督商办。

甲午战争中，中日是敌对国家，中国战败本应激发起士人抗拒日本/仇恨日本的民族情绪，但实际上却出现了一个去敌国留学/向敌人学习的高潮。这说明儒生的反省精神压倒了民族情绪，这种反省正好是儒家理想社会模式的破坏带来的。

只要大一统国家官僚机构尚未解体，在外来冲击下带来的种种挫折和危机就均由一体化上层组织承担责任，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很难扩充到价值观层面。 中国一体化结构实现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的强耦合，任何意识形态危机都会转化为政治行动，而政治改革的后果确实摧毁大一统王权，使一体化中下层组织为社会危机负责。也就是说，政治结构的改变反过来影响意识形态。两者形成一个互相加剧的正反馈，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就如同岩石中的裂缝，会在外力下不断扩大延伸，难以控制，以致最后从哲学观、社会观蔓延到价值观，出现全面的意识形态认同危机。

意识形态认同破坏在打击大一统中央政府的同时，也削弱了皇权的合法性，中国出现日益严重的权威危机。

封建社会皇权有三大支柱： 第一是亘古不变之天道（它基于哲学观）； 第二是大一统思想（他是社会观） 第三是儒家纲常教义（它来自把国家看作家庭同构的意识，即儒家理论的延伸）

自1901年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摧毁皇权在，社会观和哲学观，上的合法性支柱后，认为满清无权代表中国传统的观念便抬头了。

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承认清朝在道统上的合法性。 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针对清朝在到同上是否具有合法性进行争辩。 1902年4月26日，为纪念南明永历皇帝覆灭242周年，著名知识分子章太炎、秦力山发起大型纪念会，邹容写《革命军》明确指出“欲御外侮先清内患”；陈天华自杀抵抗清廷卖国。

宣传西方政治哲学、文化学说的名著，如卢梭《社会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通鼓吹反清复明和抵抗外族的民族英雄史可法、郑成功、文天祥、岳飞的书刊同时风行。 西方学说可以作为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社会观和哲学观受动摇后的替代品，进一步消解皇权的两根柱石。 儒家伦理纲常仍作为皇权的第三支柱时，能动摇他的只能是排满种族主义和传统汉民族正统观念。

局部意识形态认同危机仅波及哲学观和社会观，尚未触动意识形态的核心——儒家理论，纲常名教仍作为皇权基础，一体化上层组织虽被削弱，但还没有到非推翻不可的地步。排满革命派只是少数，社会组织者的绝大多数是立宪派。

一体化的解体，主要是因为学习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模式被纳入官方指导改革的蓝图，造成了一体化结构的第一重调节机制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