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

当文学史推出自己的经典之后，通过教育的手段，这些经典反过来也规定和制约了文学作品的阅读方式，而文学史对经典的解读，也通过教育体制而被一再复制，变成对经典的“经典性阐释”。结果是，文学史在确立经典的过程中，同时也制造了一套特殊的对经典的诠释话语。而对经典的阐释，其重要性决不在经典的确立之下。这就是经典的权威，也是文学史和文学史家的“权力”，经典的建立也就成为一个充满权力争斗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把“文学史”视魏知识和权力联盟的一种形式。

“现代化”是在“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框架中确立起来的一个概念，现代化理论倾向于把现代社会的成长一一也就是从“传统”到“现代”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而“现代性”则把这一过程和关于这一过程的话语当成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加以反思。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今天面对的就不是“历史”，而是以历史观念一一准确地说，是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西方历史观剪裁、组织中国“历史”的过程，是一种对历史的“写作”。而“文学史”，则相应地成为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西方文学史观剪裁、组织中国文学的过程。

因此，如果坚持在“文学”之内进行文学研究，也就意味着研究者首先接受了这个关于文学特性的现代性的知识预设。而知识考古学则试图把这个预设当成一个间题，当成一个在历史中产生出来的概念。这些“非文学”的概念不仅为我们理解、表述“文学”提供了基本的框架，更重要的还是为“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保证。一一也就是说，是它们使“文学”变成了“文学”。因此，我们可以承认这不是“文学”的讨论，但却不能否认它是“关于文学”的讨论。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今天面对的就不是“历史”，而是以历史观念—准确地说，是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西方历史观剪裁、组织中国“历史”的过程，是一种对历史的“写作”。而“文学史”，则相应地成为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西方文学史观剪裁、组织中国文学的过程。

要在新史学的框架中写“文学史”，必须至少符合如下的一些条件： 其一，“文学史”必须是历史”的，“文学史”描述的是进化的发展的“历史”，文学史展现的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其二，发展的历史当然是在线性的时间观念中展开。既然历史是线性的历史，那么，历史就必然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必须对文学史进行分期，文学史必须描述文学的“起源”。 其三，有起点就会有方向。文学史必须明文学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要阐明文学发展的规律。

其四，“文学史”表现的必须是“文学”的“历史”。

其五，“文学史”的目标是确立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而对经典的认定，取决于我们对“文学”和“历史”的现代性认知。

王瑶在“反右”运动中在《文艺报》发表头条文章对“右派分子”进行责，1958年又发表批判冯雪峰的文章，半年后，王瑶自己遭到包括洪子诚在内的学生的批判，“他（指王瑶）批判冯雪峰的依据和逻辑，也就是半年后我们批判他的依据和逻辑”。洪子诚与他的同学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以及周扬的文章来寻找王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学生写的长文同样发表在《文艺报》上。到1966年，则轮到已成为教师的洪子诚自己受到学生的批判。

某种思想意识形态把“文学”从众多古代文献中分离出来，这是“文学”的客体化过程，与此同时，“文学”进入教育体制以供人们分析研究，这是“文学”的制度化过程。文学史先是在中学、大学纷纷登台，在学科建制当中立足，然后在职业化的大学里成为必修课，经过这种制度化的过程，中国文学史终于变成一种共识和集体的记忆。

范式（paradigm）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包括认识事物的模型、例证、模式、假定、理论等，其功能是从某个角度化繁（现实世界）为简（理论世界），从而建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