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疑

研究者通常容易为了解释的合理性而把历史上一些工于心计的领导人想像成深谋远虑，运筹帷幄，好象凡事都早有预谋或阴险的设计，但这在有时候却未必符合事实。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其实往往是由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促成的；许多历史上的人物远没有我们今天想象得那样诡计多端或远见卓识。

近代任何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需要经历相当的过程。不仅要经历一个大多数人经过民族主义思想启蒙，逐渐认同自己的特定国民身份，进而自愿履行其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义务的情感归属过程；而且还要经历一个对现代意义上自己国家主权和领土范围的认识和界定的过程。想当然地把我们今天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与当年孙中山的理解混为一谈，只能是对历史的不求甚解，是不了解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民族意识”，并非与我们这个民族与生俱来，而是要经过许多年的生长和发展才可能成形的。

对历史上的问题，关键在于理解。此即所谓不为古人讳，但为古人解，这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一条原则。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话可以记在这里。他说：今人研究历史，首先要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

在无数代中国人中间，好不容易才熬出了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不仅经常重申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而且主张：凡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读书尤应如此。他本人甚至还专门写过一本《反对本本主义》的小册子，并且终其一身都在向权威挑战。只可惜，等到毛泽东自己成为无上权威之后，他老人家一个不小心，中国竟又滑回到过去读经的时代去了。

而因为相对于铺天盖地搬的信息洪水，每个人读书的范围都只能变得十分狭窄有限，人们自然也就少了通过大量阅读来比较鉴别的种种可能。再受到先入为主和主观情感因素等先验经验的左右，“死读书”、“读死书”、“以为上了（某些）书的就是对的”等好似早已过时的现象，重又死灰复燃。读书人中间分化对立，各执一端，不相调和乃至于相互攻讦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当今许多读书人所面临的一大困惑了。

不管研究历史之人能够做到几成，至少，学问本身对研究者态度客观与否这一点，是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的。

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一本《中国近代史》，得到了多少中国人的喝彩，蒋也因此声名远播，官运亨通。不过60年后，茅海建一本《天朝的崩溃》，却被人狠狠地砸了顿板砖，差点弄得教授都当不成。两人所讲的观点其实十分接近，只不过一个提纲挈领，广而论之；一个解剖麻雀，具体说明。其间的差别，说起来不过是因为时代不同，读者心态各异，以至于两人的境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罢了。

1915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强夺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及其胶济铁路，孙中山当即委派党务部长居正前往刚被日军占据的青岛去成立在日军庇护下的“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为此，孙中山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很快得到了日本占领军的支持，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学生，甚至日本军人。这支以日军占领区为后方的革命军，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及寿光等县。只是由于袁世凯很快去世，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孙中山才没有能够在日本浪人和军人的直接帮助下，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