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这一切均有反思产生。意识再次意识到自身，思想成为它自己的对象。人们试图通过交流思想、理智而说服别人，与此同时就产生了精神冲突。 这个时代产生了直到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类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 神话时代一去不返，希腊、印度和中国哲学家的重要见识不是神话。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神话得到改造，并在新的深度上被理解。

对人的信仰以对神性的信仰为前提，人通过神性而存在。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信仰，那么对人的信仰就会陷入对人的轻视之中，不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并最终导致人对他人生命漠不关心，甚至利用、毁灭他人的生命。

那些凭借信仰实现的东西，是绝对无法计划的。我们只能做好准备去接受它，并在生活中不断完善这种准备。我们不能把自身的转变作为我们意志的目标，相反，转变必须是被赠予我们的。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生活，那我们就可以体验这种赠予。因此，适当的做法似乎是在未来信仰的问题上保持沉默。

即便一类公众相信“上帝已死”是真理，并且受到其影响，他们也不能完全磨灭永远存在的东西。随后，信仰的残留，或是它的萌芽便会寻找它的语言。哲学可以设想出这种语言可能存在的空间。

在信仰中我们不能为彼此提供决定性帮助，而只能彼此相遇。

人对神的想象始终具有历史性，始终是不适当的。

信仰的真理在于其历史显象的多样性，在于多样性通过不断深化的交流而彼此相遇。

每一门科学都是由方法和对象决定的。每一门科学都是观察世界的一个视角，没有一门科学能领悟整个世界，每一门科学对应现实的一部分，而不是现实，或许它阐释了所有现实的一方面，但却不是现实整体。有各种特殊的科学，但没有研究现实事物的唯一科学。因此，所有科学都是部分的、专门领域的、专业的，但每一门科学又同属于一个没有藩篱、相互关联的世界。

与统治着地球的人类的未来世界一样，史前时代之初的人类起源也是模糊不清的。当他们在法律上达到有秩序的统一时，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就进入了无限的存在。 在起源（对此我们完全无法想象或设想）和目标（我们不能勾画出它相应的具体形象）之间进行着我们真实的历史。 但起源和目标又是相互关联的：我想到一个，就会想到另一个。这两者不可能作为事实而获得令人信服的、具体的形象，而只能以象征的形式记住它们：“人类的创世”——起源，以及“永恒的精神王国”——目标。

我们询问：哪些明确的事件代表了历史的开端？或许下面的事件是最重要的： （1）尼罗河、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以及黄河的治水和灌溉组织任务，迫使中央集权化、官僚制度和国家的形成。 （2）文字的发明是那种组织的一个必要条件。 （3）各民族的形成，他们感觉自己是一个拥有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以及共同神话的统一体。 （4）后来产生了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的世界帝国。 （5）马开始用于牵引战车或是当作坐骑，是这些已经得到发展的高度文化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公元3世纪以来，大的教义宗教成为了形成统一的政治性因素。从224年起，伊朗宗教就成了萨珊帝国的支柱，从君士坦丁大帝起，基督教就成为了罗马帝国的支柱，自7世纪起伊斯兰教成了阿拉伯帝国的支柱。与文化交流相对自由的古代世界（即人文主义的世界）相比，此时的中世纪的文化交流跌入了深渊。同时，这一时期的战争也成了宗教战争，如拜古庭帝国与萨珊帝国之间，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人之间，其后西方国家与阿拉伯人之间，以及后来的十字军战争。

2. 基督教轴心的意义。对西方的意识来讲，基督是历史的轴心。 以基督教教会形式存在的基督教也许是迄今为止最大和最高的人类精神的组织形式。其宗教动力和前提来自于犹太教（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耶稣是一系列犹太先知的最后一位，并且意识到是这些人的延续），其哲学的广度以及思想的启发力来源于希腊精神，其组织的活力和支配现实的智慧则来自罗马精神。

人们将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的时代，理解成是对古代的革新，将德国宗教改革后的时代，理解成是对基督教的重建。事实上，这两者的确成为了对世界历史轴心最透彻的重新认识。但是，二者都是并且首先是新西方世界的原始创造，在获得这种重新认识之前，它们已经投入了不断增强的力量。1500至1830年间的世界史时期，西方以大量非凡的杰出人物、文学和艺术的不朽作品、最深层的宗教原动力，以及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而闻名。这一历史时期是我们自己精神生活的直接前提。

如果说西方创造了科学和技术，那么人们便会问：为什么这仅仅在西方而没有在其他两大世界发生呢？西方在轴心时代是否可能已经存在某种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只是在最近几个世纪中才产生了这些影响呢？那些最终在科学中得到展示的东西，是否在轴心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萌芽？西方有某种特殊性吗？只在西方出现的崭新的、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的发展，可能建立在一种更全面的原则之上。这一原则是不可能被理解的。但也许存在一些提示，能使我们意识到这种西方的特性。

西方从一开始——自从希腊人以来——就是在西方和东方的内在对立性之中构建起来的。自希罗多德以来，人们就意识到了西方和东方的对立，这是永远以崭新的形态出现的永恒的对立。正是由于这一意识，对立才变成了真正现实的东西，因为只有人认识到了一件事物时，它才会在精神意义上成为现实。希腊人建立了西方，不过是以这样的方式，亦即只有当西方不断地将眼光投向东方，在与东方的争辩中，理解并且脱离东方，从东方接受各种元素并改造成自己的文化，与东方进行斗争，双方交替获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才得以存在。

如果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能到来的话，那它只能在将来，就像是第一轴心时代最终使得人的生活根本区别于所有的动物性，是发现人的生活基础的时代，是普罗米修斯时代，它很晚才会到来。这一也许会即将来临的新的轴心时代，它将是包括全球在内的唯一的现实，现在就在我们面前是不可想象的。在幻想之中首先认识到新的轴心时代，意味着要去创造它。没有人会知道，新的轴心时代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从这一双重性中产生了改变人的世界的冲动，借助于此，人在创造自我整体世界中发现劳动的合适方式。那种错误的、与自身异化的、剥削的、强制的劳动方式必须要克服。黑格尔所说的就是这样的尺度：“人自身在活动和劳动中得到满足，这是主体的无限权利。”

对现代技术的评价 跟以上两种极端的观点相比还有第三种观点。它所主张的是技术的中立性。技术就其自身而言既非善，亦非恶，却被用于善和恶。技术本身既没有尽善尽美的观念，也没有恶魔般破坏的观念。二者均来自人的另外的根源，正是这些根源才赋予了技术以意义。

技术的界限是，它不能独立地为其自身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手段。基于这一认识，技术的意义是含糊不清的。因为技术没有设置任何目标，它处于善恶之彼岸或先于善恶而存在。技术既能帮助人们获得幸福，亦能造成灾祸。技术对二者来讲是中立的。正因为如此，技术才需要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