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

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依着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辨[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

我呢，像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钧担。

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侯，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侯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二

可是，又舍不得他这个“老头儿”，偏偏还要借重他。于是乎关于他的记载，就在中英俄日各报上。互相参差矛盾得出奇。原本是大家都想把他当做凹凸镜，在他之中，看一看自己的“伟大”而粗壮，歪曲而圆转的影子。而事实上，各人自己做了凹凸镜，把萧的影子，按照各人自己的模型，拗捩得像一副脸谱似的：村的俏的样样俱备。

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

文明商人和维新绅董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绅董希望满清和第二次中兴，用康梁去继承曾左李的事业，而商人的意识代表（也是士大夫），却想到了另外一条出路：自己来做专权的诸葛亮，而叫四万万阿斗做名义上的主人。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引自胡适讲演）

凡事彻底都好，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却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辣辣的。就像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却连自由的本身都漏掉了，原来只剩了通体透明的一丝不挂。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一个躯壳。

只有狗没有变，听说被‘牛马人’杀尽了。只有猫没有变，据说逃到月球上去唱诗了。

最近我方才发见了一本小小说，题目是《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单是这个题目就够了！

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总会有的。即使不是你的事，当你把它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饮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東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只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结束了罢。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调“文人”正是无所用之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咏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オ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时代也是有主人的。对于有些人这是世纪末，对于另外一些人这也许是世纪初——黄金时代的开始呢。然而，黄金时代虽然不远，却不是这么容易达到的。这要经过血污池，奈河桥，刀山，油锅，以及......一切种种这类的东西。这条路上——到黄金时代的路上，究竟是悲哀，是痛苦，是兴奋，是快乐，是痛快？这都是又当别论，不在乱谈之列。

世纪末的人原本是都有“怕血症”的，一见着这么几点儿血渍，他就战栗着，痉挛着......吓得个半死不活。呵！神经衰弱的时代呵！但是，神经衰弱的人之中，有些因为得病的病根来得特别，他们会一跳起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突然变成空前的，而且一定绝后的勇敢。怕血症会变成渴血症。天在旋转着，地在震荡着，洪水泛滥着，火山爆裂着，牛马怒吼着……这是什么？是世界的末日到了？驾驭这个世界的上帝，就雇用那些神经衰弱而又勇敢得空前绝后的人，来支持这个世界。也许正因为受着上帝的雇用，所以变得这么勇敢。

这世界上的一切，其实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绅商阶级虽然已经是现代式的阶级，却仍旧带着等级的气味。他们连自己大吹大擂鼓吹着的所谓白话，都会变成一种新文言，写出许多新式的诗古文词——所谓欧化的新文艺。中国的商人必须变成绅土，正因为中国绅土保存着绅士的身份而来做商人了。所以乱弹已经不乱，白话也应当不白，欧化应当等于贵族化。一切都要套上马勒口，不准乱来；切都要分出等级：用文雅的规律表示绅士的尊严，用奴才主义的内容放进平民艺术里去，帮助束缚平民的愚民政策。

说到画狗，那是更好了。说广泛些：与其画鬼神世界，不如画禽兽世界。本来，中国自然也在六分之五的地球之内。而中国有的只是走狗和牛马。可是《鬼土日记》里面只见人的鬼，而没有见狗的鬼；没有见牛马的鬼；即使有牛马的鬼，也只是影子。 所以我说：还是画狗罢！

军营的篷帐支在沙漠里的荒原上。“这里……现在虽然是荒原，不久就要有万道长虹的电炬，光怪陆离的玻璃窗，庄严灿烂的图书馆，......一切，一切足以代表欧洲白种人的文化，只要能够征服这些蠢如鹿豕，一点儿‘国家民族观念’都没有的菲洲土人。”火一般的太阳回家去了，沙漠里吹来的热风还在波动着蒸闷的空气，飞虫嗡嗡嗡的………那军营里的白人伸开了四肢，听那替他打扇的黑奴讲菲洲的神话。

记得“五四”前一年鲁迅有一篇《狂人日记》发表。那狂人为什么发狂？只不过为着中国的礼教吃人。足见得那时候的人神经多么衰弱，为这点“小事”就气得发狂了。现在呢？现在吃人的不止是礼教，而老实不客气是真把人肉放在刀砧板上细细的剁，还要唱着新诗，歌颂一番这样英雄的事迹。可是，现在的“狂人”，他们也不是当年那么狂法了，他们不但“在脸上杀气腾腾的表示了”，而且…...读者先生，请你等着新的《狂人日记》罢。

这种“沉默”都是气象测验术里的一个术语。读者先生想一想：夏天，暴风雨之前，霹雳的雷声正要响出来可还没有响的那几秒钟，宇宙间的一切都象静止了，——好比猫要扑到老鼠身上去的时候一样，它是特别的沉默，——一根绣花针落到地板上去都可以听得见的。这种静止和沉默之后，跟着就要有真正的震动世界的霹雳！

英雄主义的用处是很明显的：一切都有英雄，例如诸葛亮等类的人物，来包办，省得阿斗群众操心！英雄的鼓吹总算是“独一无二的”诓骗手段了。这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另外还有些诓骗的西洋景，早已拆穿了；只有那狗似的英勇，见着叫化子拚命的咬，见着财神老爷忠顺的摇尾巴——仿佛还可以叫主人称赞一句：“好狗子！”

十二年前的五四运动前后，反对宗法社会的运动还是大逆不道的。不论当时的运动是多么混沌，多么幼稚，可是，战斗的激烈的对于一切腐败龌龊东西的痛恨，始终是值得敬重的。当时是女子要求解放。而现在？是男子甘心做消遣品了。十ニ三年来的“进步”真是大得不得了。这至少在城市的布尔阶级里面有这种情形。消遣品！这是多么高贵的头衔。高贵的人自然要格外的有礼貌，格外顾到绅士的身份，因此，咬牙切齿的“粗暴”的反抗精神应当排斥。一切颓废感伤，默死替痢的摩登态度，尤其是性神经衰弱等类的时髦病，应当“发扬而广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