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下）

不过，作家当时可能无法预料，在后来的年代里，无论还有没有老郝式的人物，群众早已经麻木于一切“改选”了。

它们在普遍以宏大、壮丽为诉求的文学时代里，守护了一种可贵的小说诗学：不虚饰，不拔高，少附会，纯净动人，婉约细腻，精心营构意象和提炼诗意。

郭沫若1963年5月5日致陈明远信中，谈到自己的这些创作时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副，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郭沫若书信集（下）》，黄淳浩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42页）

这时，农村不再是流寓的城市知识分子寄托乡情的载体（如五四乡土文学），更不是与现代文明相隔绝、疏离的凝滞、落后的存在，以及未被现代侵染的精神浄土（如沈从文、废名所描写的）。这时的农民，成为作家、知识分子们需要学习的对象。这一切，决定了当代农村小说明朗向上的审美基调，鲁迅式的沉郁凝重、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都不再合乎时宜。同时，与现实阶级斗争的严酷性和复杂性相联系，在凸显“正面力量”和“正确方向”的前提下，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严峻和紧张，也是农村题材创作中常有的特征。

“为政治服务”“工农兵英雄人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化”“本质”“阶级性”“革命性”，成为本时期文艺创作的关键词与中心话语，形成了指导与规约本时期文艺创作的两个核心观念：以阶级论、革命论为核心的“人”的观念，以“为政治服务”为核心的文学观念。“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是本时期文学创作者的政治责任与中国当代文艺的“天职”。在这里，新文学以来形成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人性论的现代人文精神，多被判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修正主义”。

……揭示了生命原欲与伦理冲突所造成的人性悲剧的不可避免。（刘恒《伏羲伏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