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十二讲

因为这个安禄山的父亲本是西域胡人，而胡人是喜欢结成亲属以表示关系密切的

[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馀人为假子

毋庸讳言，作为封建帝王，唐玄宗自有他反动腐朽的一面

而且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这一点，也是继承了寅恪先生以及顾颉刚师等老一辈学人的做法。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

地域以及世族、庶族等问题，历史研究工作者是应该考虑的，但作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大多数还只是权力之争，派系或小集团并非都按地域或世族、庶族来结合，不能用世族、庶族或地域来判断一切，决定一切。

李渊、李世民父子之间的矛盾，其实早在武德初年就存在，当时朝廷重臣裴寂和刘文静之争，就是这个矛盾的初步公开化。 裴寂、刘文静都是开国元勋，两唐书都是以裴刘合传居功臣传之首。其实此二人各有其政治背景。裴寂是李渊亲信 刘文静确属秦府早期的私党，是辅佐李世民的第一号人物。

专用关陇人，早在西魏北周确是如此。这是因为西魏北周所统治的只有关中以及陇西(后来加进剑南)这点地区，过黄河出函谷关便是东魏北齐的版图，长江中下游更是南朝梁陈的辖区，你要用山东人，山东人也不为你所用。所以西魏北周的统治集团只能是所谓“关陇集团”，执行所谓“关中本位政策”，尽管这个集团的大多数骨干本来都是随贺拔岳、宇文泰入关的山东人。北周灭北齐，后继北周又并江南，统一全国，只要稍有头脑的政治人物到这时就不会再死守住关陇集团的老框框。

这种“朝廷势弱”“边陲势强”的危局，唐玄宗等最高统治者并非完全不觉察，苦于积重难返，已找不出根本上解决的办法，只好用高官厚禄来对安禄山姑事羁縻，希图他潜销异志，尽忠朝廷。······无奈这种策略对安禄山这样的大野心家此时已不起作用。

哥舒翰以西方二师这支主力坚守潼关，另一支可用的朔方军作为偏师向安禄山的后方进逼，这在战略上本是正确的，确实给予安禄山很大的威胁。无如朝廷对哥舒翰的西方二师此时也不完全信任，催促哥舒翰开关迎敌。

最初和西方河、陇关系较密。后来河东被安禄山夺去，成为东北三师之一。进一步又想夺取朔方，由安禄山兵起后采取紧急措施，让在朔方掌握军事实权的右厢兵马使郭子仪取代安思顺，使朝廷控制了这支武装。这支武装基本上没有南下参与潼关的战守，而是东向攻取河东、河北，直捣安禄山的老巢。

王叔文、王伾都是顺宗为皇太子时的东宫旧人，在东宫里早已以王叔文为首，井吸收了后来成为八司马的一批有政治欲望的人，结合成朝廷以外的政治小集团，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形成了皇太子顺宗的私党。皇太子顺宗一旦即位，私党们当然弹冠相庆，要登上政治舞台作出一番表演。王叔文集团的下台仍旧是这个规律在起作用。······以宦官俱文珍为首的德宗朝所任使的旧人旧臣，结合到一起对顺宗朝的李忠言、王叔文等人进行了一次大夺权。德宗早已死去，他们所拥戴的自然只能是顺宗的长子、后来成为皇太子的广陵王。

乱事平定后，中央为了对付河北、淄青的乱党残除势力、抵御西北边吐蕃等少数民族，以及巩固全国其他地区的统治，保证运河粮道畅通等需要、先后主动设置了三四十个节度使、观察使。可又怕他们走安禄山的老路叛变作乱、就派出大批宦官分头到他们的管区充当监军，形成了固定的监军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