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芒上的圣言

教友们所谓的“就是一个日历”，实际上指的就是，它不过就是这些互不统属的点的集合，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指导，而不是有很大意义的时间之流……这种散漫的用途正是一般月份牌所有的……四个瞻礼往复循环，年年如此。它们的重要地位是相当突出的。于是，一种绵延的时间感就形成了……四大瞻礼形成的时间之流穿透了教友们的日常生活，瞻礼不再是浮在水面上的点点光影，日期也不再是琐碎散漫的泡沫。

我们可以把它（人生礼仪）看作较轻较柔软的权力运作，要随着日常生活之流改变形状。但是，尽管它会像布条一样在水中舒展变形，它却又在切切实实地进入水面，而没有像影子那样浮在表面。——92-93

诉苦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讲述痛苦，将身体的不幸转变为语言，而是要援用复杂的技术将各种支离破碎的痛苦总体化，尤其是将身体遭受的沉默的痛苦放在一个合情合理的框架中来言说，通过这种言说告诉我们，首先是告诉他们自己，他们是谁。痛苦，与对痛苦的讲述，成了回答“是谁”这个问题的关键，也因此成了历史关节点上政治斗争的关键。

这些闲谈中会产生一些不同于仪式的技术。这种技术不一定把某种知识固定化和实践化，而是把它变成一种资本，或说一些谈资。社会地位的不同会使人们在运用各种谈资的时候表现出微妙的差异，这种差异又塑造出村中不同的叙事主流和话语潜流，也就是形成叙事记忆的分层现象。

一旦人们拥有一个想甩也甩不掉的身份，并因这种身份而遭到迫害和歧视——那么，人们对这种身份的意识，以及人们对共有这种身份的社区的认同就更强了。社区纽带并没有因为“外部压力的强大”而削弱，反而加强了。

那是一种日复一日、没有事件、没有过去与未来的简单生活，是李猛所讲的“苦熬”。在这种命运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有大量的痛苦或笑话可供讲述，这些故事可以让我们明确地感觉到反抗的存在。但是，一旦卑微的生活变成循环往复的常态，失去了事件性和时间性，我们就很难再听到那或笑或哭的反抗了。

本来，中国革命这种以阶级斗争为旗号的运动就是借助无数非阶级的技术（比如私仇）来完成的；那么，这种明显的制度之恶与个体的恶人与恶事之间的关系又当如何来解释呢？把它还原为意识形态之争（不论理论的还是行动的）当然会把它平面化和简单化，而完全解释为个人之间的私怨也是偏颇的。我们不要忘了，即使私仇本身也都是政治仇，都是在政治事件在乡村生活中撕开一道口子的时候发生的。因为，在避免意识形态化约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即使理解每一个具体的私人恩怨的时候，这里发生的仍然是政治事件。

村庄渐渐地隐在一片麦地之中，只有教堂的尖顶，还耸立在麦田之上，地里的庄稼兀自随风摆动，慢慢地成长，教堂上的十字架默默地叙述着耶稣的苦难，仿佛有什么歌声轻轻地飘落在细细地麦芒上。

没有面对“是什么”甚至“是谁”的煎熬，是否但丁也不会获得“自由、正直和健全的意志”，从而能够面对贝亚特丽丝和更高的爱？

社区纽带没有因为‘外部压力的强大’而削弱，反而被加强了。

问题并不在于我的关注错了，而在于，我应该考察我的这种关注和他们的生活究竟有何距离，有何关系。同时我感到，我有必要全面了解他们的历史。

我要强调，集体聊天的场合将教友们有着很大区别的私人叙事记忆沿着话语精英的方向逐渐统一起来，形成了村中的主流叙事记忆。

每次访谈一个老人，我总要问：“这村里来过多少神父？”“村里有过几任会长？”我希望以这样的问题激起他们对的回忆，也使我获得教会历史的一个较为完整的脉络。

正如赵文词所说：“一旦人们拥有一个想甩也甩不掉的身份，并因这种身份而遭到迫害和歧视——那么，人们对这种身份的意识，以及人们对共有这种身份的社区的认同就更强了。”

段庄的主流叙事总是在稠人广众当中，在听众的气氛烘托之下讲出来的。因此，它必须可以被众人接受，不符合气氛的就会被修改。因此，即使是话语精英，也不能随意讲述，必须处在一定的七分钟，与众人在互动中制造自己的主导叙事。因此，这种讲述过程也是一种权利游戏。 …… 真正影响人们的心态的，还是日常生活的转变。如果依然用水来比喻来描述教友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平缓的转弯，没有惊涛拍岸的壮观，也没有峰回路转的欣喜，不知不觉中，物移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