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上）

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

在中国改革的前十多年，任何产业基础、政策扶持、人文素养乃至地理区位等方面的客观条件，都无法与当地的改革创新意识相匹敌，往往，一地观念的解放与否是它有没有可能发展起来的唯一条件。

“邓小平领导这场艰巨变革的战略思路是：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这种变革思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试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地激发出来，从社会底层喷发出来的火浆终于让大地熊熊燃烧，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一切都似乎百无禁忌，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和冲击，公共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个伟大的年份便是1984年。

抬会风波以十分血腥而狰狞的方式留存了中国现代改革史上的一个片段。它表明，当一项公共需求无法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满足的时候，哪怕是最理智的人群也可能做出最疯狂的集体举动。

戴尔和思科的出现，基本上代表了日后新技术公司的两种成长路径：独一无二的商业渠道模式，或高度垄断的核心技术优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之间的距离，并不在于创始资本的大小，而在于各自对产业成长的视野和理解的差距。

袁庚将蛇口搞成了当时中国最醒目的试验场，他把自己的职业生命全数压上，了无退却之意。有文献记录，当时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几次动员袁庚担任深圳市市长，均被他坚决回绝。早已过了60岁退休界限的袁庚显然想在蛇口完成他所有的理想。

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我流浪儿般地赤着双脚走来， 深感到涂程上顽石棱角的坚硬， 再加上那一丛丛拦路的荆棘， 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 ——食指：《热爱生命》，1978年

我无法反抗墙， 只有反抗的愿望。 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 我对墙的妥协， 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 ——舒婷《墙》，1980年

广东学者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曾经描写过一个“倒卖”的实例：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叠伞，发现竟是从上海运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谁见鬼了！

国家是在动用政治机器对体制外的资本力量进行遏制，这样的制度性遏制将在今后的20多年时间里持续发生，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决策行为，而是整个中国企业变革的逻辑使然。从中国改革的第一个年份起，从资产身份的不同来来制定不同的政策便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战略，有很多时候，它甚至成为了一种改革价值观，

广东学者何博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曾经描写过一个“倒卖”的实例： 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叠伞，发现竟是从上海运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很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道谁见了鬼。

1982年3月，北美最大的运动鞋公司Nike急急忙忙地在福建开出第四个工厂，那时候，它被翻译成“乃基”。

张瑞敏砸冰箱成为这家日后中国最大的家电公司的第一个传奇，它跟几年前鲁冠球把40多万元的次品当成废品卖掉的故事如出一辙，表明了商品短缺时期的第一代企业家的自我蜕变正是从质量意识觉醒开始的。

陈春先晚年成为一个“历史人物”，平日无人记挂，到了某些纪念日则有媒体上门采访一二。很多人以为，他当年若一直在实验室工作，将成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他自己则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每一代人只能做他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事。人活着总要做点事，做了这件，也许就要放弃那一件。我做事从不后悔，即使做了较为愚蠢的事，也不后悔，因为时间总是在往前走的。”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他在哪，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

第二部1984~1992年被释放的精灵19查，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社会的流传语。

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一个超越了常规的历程，身处其中的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生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他们总希望每次都能鸿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最后所有的光荣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

松下公司的率先进入中国，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其他日本公司纷涌而至，在其后的十年间，日本公司成为第一批中国市场的外来拓荒者。

“利改税”是国营企业向现代化公司治理制度改革的第一个重要举措。从日后的执行情况看，“利改税”在客观上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部分地缓解了企业与主管部门的紧张关系，不过。。。。

法国人罗兰•巴特曾经说过＂我对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以及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写作当代史的快感和诡异，便全部在这里了。

1985年初，国家宣布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宣告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 “双轨制”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特征，它在抑制价格暴涨、通货膨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却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困扰民因企业成长的根本性难题。

正当怀汉新在广东跃然而出，在杭州的一个狭小、潮湿的街巷里，47岁的宗庆后办起了娃哈哈儿童食品厂

在过去的15年里，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动力

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从＂违法＂开始的，那些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规定成为改革的束缚，对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进步，这直接导致了一代人对常规的藐视，人们开始对制度性约束变得漫不经心起来，他们现在只关心发展的效率与速度

“三角债”的解除要等到1993年经济再次复苏后才逐渐完成，在客观上，它是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和银行紧缩银根所造成的，而在深层次上，则直接映射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大危机

洛杉矶时报》驻中国记者吉姆·曼出版了一本名叫《北京吉普：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短暂而不幸的婚姻》的书，它被《财富》杂志列为年度推荐商业书籍。这是一个描写美国汽车公司AMC与北京汽车制造公司合作生产并销售吉普车的故事。吉姆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想要的是能使其成为世界强国的技术，而美国公司想要的是10亿中国消费者以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便使他们能够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利以及发生在1989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低迷，让中国的决策者对未来的改革模式有了新的思考。激进的思路渐渐退潮，一种渐变式的改革理念成为新的主流。1989年，邓小平曾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