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不管学科之间如何转向，如何结合，它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对人类及其社会文化和历史经验做出解释，以完成总体上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

前半部分是家庭一宗族发展周期的分析和家族结构的模型建构，有较多的人类学的意味；后半部分则是透过家族所看到的明清社会变迁的三个重要特征，即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和财产关系的共有化，属历史学的论述。

万变不离其宗，他们始终都会回到儒学上去，回到孔孟那里去，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怎么去利用原来的那一套东西，包括价值观念、象征符号、礼教传统。大家都打着孔孟的招牌在说话，大家都是从三礼、从礼仪这个思路去设计一些新的行为规范。关键是我们不能被那些招牌所迷惑，而是要去揭示那些招牌之下的东西，因为真正对历史变迁产生深远影响的是那些东西。

作为族群的家族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是认同，意义的认同。

民间吸收官方的“话语”，实际上有一个“内在化”的过程，就是说要与当地的社会文化逻辑相结合。他用了这套话语，但可能做的完全不一样。家族后来用合同的办法、用政治权力的办法去做，就不是原来的那套亲属制度的东西了，就不是五服图、大小宗可以解释的了。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影响，又不能把“小传统”简单化约为“大传统”。

“士大夫化”追求的是“意义”，对行为赋予意义，“庶民化”则是利用“意义”，通过利用文化资源、象征性资源，去进行创造性的实践，而且同时象征本身、意义本身在这个过程中被改造了。 最重要的是要把“意义理性”与“实践理性”打通，也就是要把大的文化传统跟小的、具体的、地方性的、民间性的、现实中的实践打通。

做历史研究，就是从大看到小，在文献中被记载的、被突显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人类学研究的是冰山的基座，要做到很深入、很底层的东西。像家族，做进去以后有无数的理论方法，就必然要谈到家庭、婚姻等一系列的问题。

宗族组织的存在意义,往往直接表现为补充或完善家庭所缺失的功能,或者说是充当家庭的“遗嘱继承人”。在家庭内部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即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收养关系、过继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继嗣关系,对宗族组织的构成及其演变,无疑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传统家庭形态的历史考察,应当是家族史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前人的有关研究往往忽视宗族组织与传统家庭的逻辑联系,因而未能揭示宗族发展的内在原因,对宗族组织的社会功能也有不少片面的认识,这是本书力求克服的理论缺陷之一。

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结构,关键在于考察分家的时机与分家的方式,揭示家庭结构的演变周期。如果说,分家前的家庭是大家庭,而分家后的家庭又是小家庭,那么,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长期演变趋势,必然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周期性变化。

我是不同意“明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这类说法的,要说专制可以,但要说集权肯定不行,集权是国家控制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但明清政府根本就没能做到这一点。专制指的是什么?是指皇帝跟臣下的关系。在官僚体制上,整个国家是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是专制的,但不是集权。这刚好是个倒过来的过程,不是集权在不断发展,而是集权在不断地削弱。我当时用了一个比较含糊的表述,说如果要说是集权,我们也只能理解为让地方社会替政府做事,通过乡族自治这个渠道来实现政府的社会控制。

但在实际上，良好的家庭经济状况，往往不是大家庭发展的原因，而是大家庭发展的结果。清代福建有不少富裕的大家庭，都是从较贫寒的家境发展而来的。

序（杨国桢） 家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家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通过与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的结合，演化出种种再生形态，形成一个从家庭到宗族不断分化整合的系统，渗透于民间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变迁、经济变迁、文化变迁有深刻的影响。研究家族组织的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发展模式和演变趋势，探讨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不仅是人类学、社会学的课题，也是历史学的重要任务。

在正常情况下，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的始祖；这个始祖经过结婚和生育，先后建立了小家庭和大家庭；而后经过分家析产，开始形成继承式宗族；又经过若干代的自然繁衍，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不断淡化，逐渐为地缘关系和利益关系所取代，继承式宗族就逐渐演变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

清代福建规模较大的家庭，大多同时从事多种职业，在家庭成员团之间形成了士农工商的有机结合。

然而，对于那些一、二代的移民来说，也许“立业”比“成家”更为迫切，这就不能不导致无后而终的悲剧。这两个家庭都留下一些产业，至少在创业方面是比较成功的，而对于那些未能“立业”的移民来说，就更谈不上“成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