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史

要想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自己积极主动地完成传统社会和文学表述模式的现代性转型，要么借助西方强势语言说出本土的感觉、情绪和理想。近代亚洲的两个主要国家——日本和印度分别走了这两条道路。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向纵深发展，但开始出现分化和泛化。 与此同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对现代性的审美批判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潮流。它们或以回归原始主义、重构现代神话的方式呼唤人类的良知；或以荒诞的形式、调侃的态度对现代性展开反讽式批判；或是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从审美层面上解构现代性启蒙话语的宏大叙事；还有一些流派试图通过各种叙述实验，克服意识到的表述危机。

章和节的标题，大致概括了各章节的主题和知识点。不过，要提醒读者的是，任何概括都是权宜之计，目的只是为了方便记忆。正如雅克·巴尔赞所说，任何对时代的命名，如理性、信仰、科学、绝对主义、民主、焦虑、通讯等，永远是命名不当，因为它以偏概全；一切历史标签都是绰号，如清教徒、哥特式、理性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等，都有虚假不实的成分。但更为准确地命名会白费力气。我们不妨把章节、时期的划分和命名看作建筑工人搭建的脚手架，搭建的目的是为了拆除。重要的不在于脚手架本身，而在于它后面的建筑物。

按照某些神话学家的观点，神话和仪式在远古时代是紧密相关的。神话不过是仪式的一种文字记录，后来仪式消亡了，而神话文本却保存下来了。

古埃及人把奥西里斯的复活看作是他们自己在坟墓以外永生的保证。他们相信人死后灵魂还在阴间游荡，只要把尸体保存好，像诸神保管奥西里斯的身体那样，每个人都有可能在另一世界永生。从这个观念中，产生了著名的木乃伊制作、金字塔建造和《亡灵书》。富贵者用香料对尸体作防腐处理，以防止受潮、腐烂或被虫蛀。

另一首题为《牢记本名，勿昧前因》的颂诗则要求死者牢记自己的本名，认识到人的名字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古埃及人的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印度在北纬30度以南，地近热带，或可称为亚热带气候。全年分六个季节——夏、雨、秋、寒、冬、春。按照某些文化地理学家的观点，高原—亚热带气候似乎与宗教有着某种天然联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印度人创造了包括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在内的多种宗教。

《罗摩衍那》的叙事结构表现了某种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文本自述”。 史诗的结尾与开头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如蛇般自噬其尾的圆圈，将读者带进一个文本自我指涉的迷宫中。

荷马史诗用的是长短短格六音步诗体，风格庄重、缓慢，适于在大庭广众吟诵。随着时代的发展，自我意识在社团的母体内逐渐孕育成熟，新的时代要求一种更轻快、简洁、更宜于表现个人感情的诗体和格律。于是，个人抒情诗应运而生。

在希腊语中，抒情诗一词的原意是“琴歌”，即用七弦琴伴唱的诗歌。

戏剧表演和合唱队（歌队）的歌唱是悲剧的两个基本成分。歌队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物，而是悲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被安排在观众与舞台之间，起到了解释剧情、渲染气氛的作用。歌队既可代表观众表示感想，向台上的演员提问；又可代表悲剧诗人发表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有时预先引起某种新的气氛，暗示将有恐怖事件发生；有时甚至可以参与剧中的活动。从现代观点来看，歌队实际上起到了拓展公共空间、调节观众情绪、净化或宣泄观众情感等多重作用。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悲剧是从酒神颂的临时口占中发展出来的，而喜剧则是从低级表演的临时口占中发展出来的。所谓“低级表演”即“法洛斯歌”，意为“崇拜阳物的歌”。

罗马文学指的是从约公元前753年罗马城建立到公元45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漫长的1200年间产生的文学。而拉丁文学的概念则要宽泛得多，它指的是用拉丁文写的文学，一直延伸到近代欧洲。

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5—前55）是一位哲理诗人。他的哲理诗《物性论》把科学、哲学和文学熔为一炉，宣传并发展了由古希腊哲学家留刻普斯创始、德谟克利特完成的原子论观点，即认为宇宙万物皆由物质构成，物质可分，但不是无限可分；分到最后必有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卢克莱修称之为“原子”、“物质种子”或“初始粒子”）；灵魂和精神也是物质现象，由微细原子组成，“死”不过是这种原子的分解离散等。

维吉尔出生于意大利北部曼图阿地方的一个农民家庭，在田园景色中成长，对农民和农村生活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早年模仿希腊晚期田园诗人忒奥克里托斯的模式和框架，写了一部《牧歌》，获得成功。后来进入由罗马皇帝屋大维的助手迈刻纳斯庇护的罗马最优秀的作家和文人圈子。在迈刻纳斯的建议下，他又模仿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的框架，写了一部《农事诗》，以配合屋大维崇古复礼、整饬罗马风气的政策。诗篇将田园礼赞与罗马理想和谐结合在一起，是一部难得的有诗意和魅力的教谕诗。

在一个衰落的文化中，最能发挥才能的主要是讽刺家。

基督教的统治改变了西方古典文明的价值取向。高耸入云的哥特式教堂尖顶将信徒们的目光从地面引向天国；人的原始欲望被禁锢在有着严格戒律的修道院内；来世主义、禁欲主义代替了希腊的人本主义、现世主义和罗马帝国晚期盛行的享乐主义；求知欲与爱欲和权欲一起被归入必须用理性和信仰加以扼制的三大原欲；人的视野和创造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压抑。

在但丁的启发下，欧洲各国诗人和作家纷纷仿效，通过俗语写作建构起本民族的标准语言，从而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往往会引发比以往更多的法律纠纷，这就促使一些商人和律师到古老的罗马法中去寻找可靠的答案；通过对罗马法的研究，逐渐引发了对其他一些早已被教会打入冷宫的古典作家的兴趣；这样，从法律的复兴进而扩展到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和学术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复兴。于是，首先在意大利这个古罗马帝国的中心，其后在西欧其他国家掀起了一个学习、研究、搜集、收藏古代文物、手稿的风气。城堡和修道院都被一一搜遍，许多久已散失或遗忘的著作被重新发现了。

这样一种对古代文化崇拜、模仿的热情从14世纪末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初，几乎波及了整个欧洲。意大利成为当时“欧洲的学校”。外国学者成群结队地穿越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来学习刚刚兴起的“新学”。热情的意大利也派出学者到国外去传播“新学”。一些附庸风雅的有钱人还专门派人到君士坦丁堡和其他一些希腊城市去收购古代文物和手稿。被中世纪冷落了千年的古典文化仿佛得到了再生或复兴。

莎士比亚在1601年写的《暴风雨》中首次发明了“美丽新世界”这一词语。

意大利人文主义诗人彼特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他（彼特拉克）认为从罗马帝国灭亡到他本人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黑暗时代”，其标志是既毁灭了古代的文化精华，又毁灭了“公共美德”。为了摆脱这个黑暗时代，他号召来“一个古代学术——它的语言、文学风格和道德思想——的复兴”。彼特拉克因此而成为“文艺复兴之父”。

他30岁时在罗马被封为“桂冠诗人”。这个事件象征了古罗马光荣的复苏，预示了未来的文化倾向。为了成为不朽的诗人，彼特拉克着手用拉丁文创作一部史诗《阿非利加》，但最终因无法掌握这种文体的韵律而被迫放弃。

我们还记得，但丁把爱情哲理化、象征化了，他甚至不敢直接面对他的情人的眼睛。相反，彼特拉克冲破了禁欲主义的束缚，大胆表现了人间的现世的爱情。

彼特拉克开始在爱情诗中挖掘隐秘的感情，细致入微地描写和分析内心的波动，这一点更是超越了他的前辈。

彼特拉克还有另一个非常之举。在欧洲游历时，他曾爬上法国南部的一座高山去观察风景。据说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

（薄伽丘的）《十日谈》在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也提倡了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人生观，里面有一些赤裸裸的性描写，毫无美感可言，与20世纪D.H.劳伦斯笔下细腻的性爱描写不可同日而语。

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斯特恩的《特里斯丹·项狄传》到巴尔扎克早期的《滑稽故事集》，我们都能听到拉伯雷的大嗓门发出的笑声。

七星诗社的格调要高雅得多，但思想也更为保守，具有明显的贵族倾向。七星诗社中的“七星”指的是昴宿星团，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由七位诗人组成的诗歌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