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运变迁

特里芬难题

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反对美国在解决其对外逆差时使用其本国货币的特权。我们和他们一起要求，美国应该像别的国家一样，用其他资产——黄金、特别提款权或外国货币——清算账户赤字，这是其应该承担的义务。美国坚持采用一个储备指标体系。

美国财政部部长迈克尔·布鲁门撒尔赴日参加商业银行家的国际货币会议时，再次重申对日本的强烈要求，即分担（美国）石油进口支出增加导致的国际收支赤字，日本不能再扩大其贸易顺差。 他还一度指出，日本不应当保留其投资美国短期国债所赚取的利息。

财政部自然更愿意通过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进一步讲，更倾向于降低所得税而不是增加开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日本凭借这十年中约12%的年复合增长率华丽变，身为现代工业强国。

更为有趣的则是去思考：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明显走弱世界经济较——之前更低的增长率，更严重的失衡和通胀——是否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有关。

总而言之，在国内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斯密论证了政府最少干预市场的好处；在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上，李嘉图论证了政府最少管制贸易的好处；而休谟则论证了政府最少干预货币政策的好处。人类经济在19世纪的第一次全球化繁荣发展，就在三个英国人思想（也许还有皇家海军所保证的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展开了。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被中国人称为“下海”的这第二轮改革，对世界经济体系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亚于它对中国本身的冲击。对中国而言，从那时起到现在的20多年间，中间经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助力，正是中国对外贸易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也是中国通过外向型发展实现自身经济实力和水平跃升的时期。对世界经济体系来说，所谓“中国奇迹”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迈克尔・利（ MichaelDooy）等人所说的布雷顿体系的重建，或“布雷顿2.0”。

1967年，时任联邦银行行长的卡尔·布莱辛在写给美联储马丁主席的一封信中，直接且正式地承诺，德国不会用美元储备购买黄金，信中还谈及美国在海外特别是在德国沉重的防务开支。但德国持有的美元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招致其他麻烦。联邦银行的官员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对德国国内货币供应量的控制，遭到了流入美元的冲击，通货膨胀（据说由美国输出）正威胁着他们的国家。这种担心及时地使德国变成那些准备改革该体系的国家中的先锋，特别是朝着更灵活的汇率方向改革。

1964年，日本接受基金组织协定的第八条款，取消了对经常性交易的限制，并实现日元可兑换。

美国处于20世纪60年代长期扩张的末期，尽管现在听起来没那么严重，但财政部短期债券利率到12月已升到7.25%，长期债券利率8%，比当时所有人记忆里的利率都高。紧缩货币政策吸引了短期资本流入美国，外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卖出美元。黄金没有因为对美元价格和美国政策的不确定而外流，实际上是流向美国。随着这一年的结束，欧洲对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的抱怨，已让位于对美国货币紧缩抑制其经济活动的抱怨。

总统宣布会议已经达成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货币协议”。 这一评价经常被带着嘲笑反复提及，但就我所知，如此众多的国家就一组汇率一次达成协议，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在一个政治权力广泛分散而经济关系日趋紧密的世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样板建立新体系的努力，只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吗？或者，反过来，是不是因为国际货币体系内缺乏更强大的结构和纪律意识，才一定程度上导致世界经济在该体系于1971年崩溃后表现得极其疲弱？

这个问题就被重复提及：在没有一个自身非常稳定且占主导的国家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拥有一个稳定的体系吗？美国还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吗？

我们判断政策变得不足信的一个方式，是它们成为信手拈来的调侃对象。金融界当时有个关于三个火车头的笑话。一个火车头根本没在跑，那是德国；第二个火车头倒是跑了，可惜跑错了方向，那是通过增加出口而非国内需求拉动增长的日本；第三个火车头也在跑，但它污染了空气，那是美国火车头，烧了太多石油，并留下了一道美元的尾迹。

吉米·卡特政府对财政部、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国务院中主要经济职位的任命，与尼克松-福特政府后期货币主义者占主导完全不同。货币主义者深信，绝大多数经济问题都能依靠市场实现必要的协调。卡特班底都接受过专业的经济学训练，并目睹了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的重大举措。他们支持浮动汇率，但出于本能和经验，他们是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积极分子，笃行政府有能力最大化经济乃至市场自身的绩效。

贴现率调整，由华盛顿美联储理事会的7名成员根据12家地区联储银行之一的建议进行多数票决。投票结果通常是立刻宣布。

19世纪英国财经作家沃尔特·白芝浩写下的耳熟能详的教科书名言：自由地放贷（他说，以高利率）以恢复流动性，但如果问题关乎清偿能力，千万别这么说。说白了就是，如果银行只是现金短缺，它需要的全部借给它；但如果它是基础不牢（资不抵债），那就一个子儿也不借。

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写信给里根和贝克，请求他们帮助终止日元的进一步升值。但后者礼貌地拒绝了，并回复称国会里的保护主义太强，在外部平衡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政府不能再次改变汇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