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社会

美国的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里谈到“知识”，思路很是简明。他认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传统的对于知识的理解归根到底无非两种：一种认为知识的唯一功能是自知之明，即人的智力、道德和精神的发展。另一种认为知识的目的是使掌握知识的人知道说什么和怎样说，从而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前者把知识当作走向启蒙和智慧的途径；后者把知识当作逻辑、语法和修辞，取得世间成功的方式。传统的知识概念，要么用于自我完善，要么用于社会调适，从来不包括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德鲁克说，从18世纪初开始，知识发生了三次根本性的转变。第一次是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随着掌握机器技能的需要，把个体经验传授方式改变成标准化技术培训，技能转化成了技术知识；第二次是在生产力革命的背景下，对于工作效益的追求，导致知识再由单纯技术转向系统运作；第三次是在管理革命、信息化革命的背景下，知识作为生产诸要素里最关键的资源，知识正在被应用于知识，以知识寻求知识。他把即将到来的社会称为“学科社会”，主张赋予专门化知识以权力。以专门化的知识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和基础。德鲁克对知识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这足以引起我们对“知识形态”的反思。德鲁克用线性的描述说明知识形态的演化，有可能使人们忽略了现代知识形态的复杂性。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是启蒙运动的理想。这个理想照耀人类走出迷信的阴霾，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文明。但是人文知识传统是否就此应当退出历史舞台呢？我们就拿大学教育来说。在18世纪30年代以前，大学从寺院式的宗教修行教育转变到人文教育，也称博雅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谈吐风雅、才学广博的上流社会绅士。大学的功能在于保持古代的文化，而不是创立和推展新知识。这是英美牛津、剑桥、哈佛早期的宗旨。即便社会当时已经处在工业革命中，对于新知识的要求十分迫切，大学还是高高在上，和社会需求相脱离。随着工业革命推进，出现了德国的哥廷根、柏林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等一批以研究新知识为目标的大学。等到达尔文主义在剑桥诞生，新型的科学知识形态同传统的人文知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对立就转到了大学的象牙塔内部。1959年，在剑桥，科学导向的期诺与人文导向的李维士就两种文化的优劣，以及何者应当占据大学的主导地位发生了激烈论争。(论争情况可看期诺所作《两种文化》)接着，科学知识向技术应用层面的转化，又使知识的竞技场上，从二人角斗变成了三人角斗：老态龙钟的人文、举止斯文的科学和跳踉喧嚣的技术。政府和社会都对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