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的人们

历史中有许多黑暗时代，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生活于这样一些时代并由它们所塑造的人们，很可能总是倾向于要么厌恶世界和公共领域，尽量地忽略它们，要么越过它们，跑到它们背后—就仿佛世界只是人们可以躲藏到它背后的一种表象—以达成与他们的同伴的相互理解，而不考虑在他们之间存在的世界。

在莱辛那里，批评意味着水远为了世界而采取立场，在任何时候都根据事物在世界中的位置来理解和评判它们。这样一种想法不可能产生出固定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自己套牢在某个可能的视角中，因此一经采纳便不再接受世界中新的经验。

他只需通过梦想返回到他个人的源头，然后出来，再次进人到人性的广阔空间中，便能使自己确信：即使在孤立时他也并不只是代表着一种私人意见，而是一种不同的、仍处于潜在状态的公共意见——正如康德所说的，“一条小径，有一天毫无疑问会拓展为一条大道”。

正如他曾以一种杰出的自觉所说的那样，当“一些人越是想有力地向我证明基督教”时，他就本能地想要质疑它，而当另一些人越是“放肆和耀武扬威地把它踩在脚下”时，他就本能地试图在内心维护它”。

现代人与古代人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把同情心视为某种完全自然的东西它和恐惧一样都是人所不可避免地具有的。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古代人采取了一种与现代对同情心的极端推崇完全冲突的立场。最有同情心的人在古代人看来，与其说是最好的人，不如说是最胆怯的人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同情心具有影响人的特征它像恐惧一样无可阻挡地征服了我们。由于同情和恐惧这两种激情都是纯粹被动的，因而使得人无法行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将同情和恐惧列在一起的原因。

无论我们受到世界中的事物多大的影响，也无论它们困扰和刺痛我们有多深，只有在我们能和同伴谈论它们时，这些事物才会变得属人。……只有通过谈论世界和我们自身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把它们人性化，同时，也正是在谈论它们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做人。

莱辛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人类世界中不可能有唯一真理”这一理论性的洞见，而在于他能为这种真理的不存在而高兴，在于他欣喜于随之而来的人类谈话的永无止境，只要还有—些人存在的话。假如存在一条唯一的绝对对真理，就会造成所有争论的死亡；而正是在争论中，这位德语辩论术的宗师感到如鱼得水，并总是采取一种彻底清晰和明确的立场。争论的终止，或许就意味着人性的终结。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是彻底独立的，不依靠任何群体，包括德国抵抗运动在内。这一立场完全由人格力量来支撑，它的高贵正好在于：即使在极权主义的黑暗中，他也不会去代表任何事物，而只为自身的生存提供确证。而在这种黑暗中，善即使仍然存在，也变得绝对不可见并因而无效了——甚至理性都可以被消灭，假如所有具备理性的人都真的被杀掉了的话。 当一个人不可冒犯、不可诱惑和不可动摇之时，他身上就具有了某种迷人的东西。

至于神奇，特别是莱辛的那种怒，正如他在《敏娜.冯.巴恩赫姆》中的那种笑，是要把世界摊开来，是跟这个世界讲和。这种笑是要让人在这个世界中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但绝非意味着要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它。所有的喜乐，基本上都是人对现实的高度觉察，是敞开的情绪对这个世界的喷涌，是对它的依恋。纵使明知人会遭到这个世界的毁灭，“苦中有乐”依然。 莱辛之面对这个世界，总是亦笑亦怒，而且都是笑怒由心。

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正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 ……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回答他是“什么”（wha）—这与他是“谁”（who）这一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他的角色是什么，他的作用是什么；并且这一问题的答案永远不能是：我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