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

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的还有，日本武士在幕府时代就开始接受了儒家观念，为什么在这个版图不大的岛国并没有实现一体化？ 令人奇怪的是，包含着朴素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的墨家学说，为什么没有成为实现一体化的意识形态？

董仲舒的学说内容庞杂，但总的来说是集前人学说中有利于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内容于一体。他提练、强化了《韩非子》、《吕氏春秋》、《公羊传》中君权至上的大一统的政治论，并把它和邹衍等阴阳家们的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学说相结合。他继承了孔、孟的有为的行为、伦理学说，并以荀子的性恶说和“一天下”就要“务息十二子之说”为理论根据，强行推行儒家说教，使得思想文化专制主义也成为事实。

实际上，战国后用墨家便开始衰落。秦汉之际，墨家的形象已由科学家演变为手持三尺铁的游侠。

闻一多曾非常风趣地指出：“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 得志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

这和欧洲的情况不同。基督教是对古代罗马哲学和宗教的取代，人文主义又是对基督教的取代。这种取代关系，意味着进化。而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互补结构，则造成了一种互补振荡。魏晋玄学否定了儒学，新儒学又否定了佛老。儒学占主导地位时，道家是它的补结构。后来，二者的地位互易，但互补关系还存在。这种互补振荡，造成了意识形态结构的高度稳定性。

朱熹明确回答：“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理学占正统地位后，我们很难再找到象李白、杜甫那样月下饮酒、舞剑吟诗的诗人了。

正因为理学的僵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种历史现象：明清以前的科学家、发明家不少人是官方哲学的拥护者，有的本人是朝廷官员，如张衡、袓冲之、葛洪、孙思邈、郭守敬、沈括等。但明清以后的大科学家则不少来自民间，如李时珍、宋应星、徐霞客、王清任。这说明日益僵化的理学已经不能网罗那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了。

就会发现，儒家的成功，它的魅力，它的僵化，它的失败，都来自同一个核心，这就是它的伦理中心主义结构和与此相联系的直挂理性。

意识形态结构一方面反映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作为人的文化创造和对社会的自我意识，又对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有反作用。意识形态结构总是力图和经济、政治结构相适应的，这是意识形态结构变化的社会动力。我们把这种关系称为意识形态结构的外适应。同时，意识形态子系统内部的社会观、价值观、哲学观三者之间也必须相互协调，否则这种意识形态结构就是不完整或不稳定的。我们把意识形态结构内部的这种关系称为内和谐。

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了西晋，三国割据遗留下来的强大的无组织力量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发展、变形，甚至固化了。豪强力量发展成门阀贵族，无组织力量很快地把西晋王朝吞没了，并且与外部两个干扰源结合在一起。 这两个强大的外部干扰源是佛教传播和少数民族内迁

第六章已谈过东汉末年的大动乱是历代大动乱中最残酷的一次，人口杀伤最厉害。公元156年，人口尚有五千零六万余人，到公元2明年（景元四年）时就仅余五百三十七万人了。西晋初年傅咸上书中也说：“户口比汉十分之一”。

贵族化的突出表现是，九品中正制代替了汉以来的察举征辟的选拔官僚制度。汉代以地域性的乡间为单位，考察知识分子的品行学问而投之以官。这种制度的实施，要有一体化调节力量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加强一体化。随着一体化失灵，国家陷于分裂，这种制度就不可能推行了。史书载，“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评无地”，这样，曹魏便建立了九品中正制。

吴晗曾经指出，“从四世纪到十世纪大约七百年间，中国的政治被这三十个左右的绅士家族所独占”。

南北朝后期，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后，行政管理权才渐渐从豪门土族、宗法坞堡主手中夺回来。

我们可以把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东汉灭亡，一直到西晋，这是一体化调节失灵时期；西晋灭亡后，南北分裂，北方十六国大混战，这一百余年社会处于亚稳态结构，是第二个阶段，而从北魏建立以后的一个半世纪。可以看作从亚稳态结构向重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过渡的第三个阶段。

颜之推感慨地说：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但他们完全不懂人世事务，做官不办事，家也管不好。他们迷于声色犬马，荒淫无度，有的著名文人如庾信甚至搞同性恋。社会风气极度糜烂。有些寒门出身的士子学人趋炎附势，纷纷投靠高级士族当门生，把自己一生的荣辱显达完全系于血统“高贵”的主子身上。如宋徐湛之就有门生千余名。

著名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是在地主张飞的庄园里举行的。臭名昭著的董卓原为陇西临洮一恶霸，桓帝末年他以自己的佃户和家奴为基础，组织了强大的私人武器，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迅速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大军阀袁绍、袁术，则更是出身于著名的四世三公的大贵族家庭。袁术的那个南阳太守，是他自封的。孙坚起兵时，有孙静“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

英王亨利二世颁发给林肯城的特许状中说，任何人只要在城市住满101天，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当时欧洲有＂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的说法。

史书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怀海德曾经机智地指出：＂当一个人迷失的时候，他不应该问自己在什么地方，而应该问别人在哪里？＂

他们沉迷于声色犬马，荒淫无度，有的著名文人如庾信甚至搞同性恋。

管理地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需要仰仗发达的通讯技术（交通运输和文化交流、传播工具等）、强大的军事技术、（敬授民时）的历法、土地丈量技术、绘制地图的技术，乃至体现皇权威严的皇宫建筑等，我们把这些与大一统国家密不可分的技术专门抽取为一类，统称为＂大一统＂技术。

“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 system）”一词来源于控制论。它是W.R.Ashby在50年代研究有机体怎样适应环境时提出的。

當社會結構中三個子系統偏離適應狀態以至於舊結構無法維持下去時，引起原來舊結構的崩潰，其後果是消除了各子系統中互不適應的因素，同時也消除和壓抑了三個子系統中尚未成熟的新結構的萌芽，這樣就使得大系統回到原有的適應狀態。

這個系統由於存在著不斷消除和壓抑內在不穩定因素的振盪機制，所以從總體上看其結構可能長期保持基本不變。也就是說，這種系統的巨大穩定性，是依靠它本身具有週期性振盪的調節機制而得以實現的。

欧洲封建领主庄园制经济的自给自足程度比中国封建社会要高得多。中国封建社会在很早时，如汉、唐，就有了发达的商品经济。……我国封建王朝每到后期面临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商业病态繁荣的现象。使历史学家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文明恰恰是从欧洲高度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和规模不大的城镇中产生，而在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却难以产生和发展？

黑格尔曾经机智地指出：“把历史描绘成阿拉伯式的图案画当然是巧妙的，因为阿拉伯式的图案画上面就是大花朵长在纤细的茎上，但是，这样来解释历史是非常肤浅的。”重视经济原因完全正确，但是把重大历史现象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元素或细小的原因，这种方法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这三个系统（意识形态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耦合意味着它们的互相影响、调解和适应。一旦我们给中国封建社会结构这样一种明细的定义，马上就会发现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从秦汉一直到明清保持了两千多年之久。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停滞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特点。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直到显露出社会危机、爆发动乱、崩溃，差不多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带之而起，呈现出一种社会结构周期性的瓦解和重建，我们称之为“周期性”。

当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极不适应时，就要求社会变革。……一种可能性是人们早就熟悉的：旧结构被破坏瓦解了，失去了恢复的能力，同时，在原有社会结构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相互适应、相互调解的结构，旧结构瓦解时，新结构就会取代旧结构，社会演化到新的形态。……另一种可能性是人们长期忽略的，这就是：当社会结构中三个子系统偏离适应状态以至于旧结构无法再维持下去时，引起原有旧结构的崩溃，其后果是消除了各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素，同时也消除和压抑了三个子系统中尚未成熟的新结构的萌芽，这样就使得大系统回到原有的适应状态。

宗法一体化结构通过官僚政治把控制力伸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中，对农业、手工业、商业、诚饰贸易实行有力干预，政治关系网与经济关系网过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一旦政治关系网破裂，经济生活也会跟着陷入彻底的混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