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愿我们终有一天在一起煮茗，论学，抱小孩。

就最低限度的意义来说，这本书（《通向奴役之路》）的述要之在这里出现，可能让这里长年只受一种观念和思想薰染的人知道，这个地球上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观念和思想；而且，在那许许多多不同的观念和思想中，说不定有的比他所薰染的更好。人不能完全藉消耗物质来延续生命，人的生活还须有理想的远景。有道德和知识作基础的理想，至少比需靠现实层界的权势和利益来支持的种种气泡，较值我们怀抱得多。

现在我们家里，连六岁的 Abby 都知道他的大名。Abby 近来常伸出大拇指问我：“Hayek 是美国第一流的教授，是不是？”

中国这种文化传统真够奇怪，一个人的思想生来是怎样便一辈子是怎样，而且不能改，改了就认为不忠。

中国近现代历史则是一部激进主义获得极大的成功却又变成极大的灾难的纪录。活生生的灾难早已重复地呈现在眼前，所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赞成甚至极其反对激进主义了，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在意识的底层仍然深受富有激情的激进主义思考模式的影响，以致常常不自觉露出化约主义与一元式思考的倾向。

然而，民主的发展需要两个必要条件：法治〔 the rule of law（法律主治），而非 the rule by law（以法统治）与公民社会（包括公文化与公民道德）。

蒋氏右派威权政治与左派极权统治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其中两项基本的不同是：（1）它没有真正乌托邦的冲动（虽然在宣传上有时夹有类似的语汇）；（2）它不会大规模动员群众（虽然，它也想组织群众，有时也想动员群众；但，两样都做得不很成功）。它主要的兴趣是保持自己的政权。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权，它可能无不用其极；但它井没有——由于要把人间变成天堂的雄心驱使而自觉“比你较为神圣”（ holier-than-thou）的一一道德优越感。

用后来我们习得的学术语言来说，即：如果绝对历史主义者的有机论或本质论是对的，那么，西方历史中发展出来的自由与民主的文化与制度乃是西方历史中的有机或本质成分，因此其中任何部分都不可能移植到其他不同类的历史文化系统中去。假若是那样的话，要移植西方自由与民主的文化与制度的前提便是错的。所以根本不存在是否应该与如何移植西方自由与民主的文化与制度的问题。

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人的存在本身乃是目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任何政府、社会组织或别人的手段或工具島言之，个人本身是一不可化约的价值，所以每个人都具有人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人是平等的。人的尊严蕴涵了对人的尊重（包括自尊），也赋予了个人自由的含义。个人自由则指：人的自主性、隐私权与自我发展的权利（如没有这些个人自由，谈不上对人的尊重）。个人自由当然不包括使别人没有自由的“自由”；所以，自由不是放纵。另外，自由与责任不可分；如果个人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他当然已经自我取消了享有个人自由的权利。

…以负责的态度，“放宽程限”，来做三件事：（1）加深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内涵及其在制度上演变的理解；（2）加深对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理解；（3）探讨在中国现在的历史环境中，是否有与西方自由与民主的文化与制度接榫的地方。这是我在大学时代受到殷先生的启蒙以后，数十年来锲而不舍的事，也是我从一九六九年以来推展“创造性转化”的理念的来由。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在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的“自由空间”，只有在法治的保障下，才有可能执行法治之下的法律，是政府的责任。所以政府的存在，有其必要。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也不反对合理的权威。

如不依托行为科学，则所谓历史也者，不过只是a haphazard collection of drifting facts （零星的事实漫无目的地集拢起来）而已。这样的历史，对我们何用？所以，就这一关联来说，我非常坚持史学之科學化。

我觉得海氏对自由主义最大的贡献，第一是给自由主义以 social theory做基础（指出soclal process is［社会的过程]中 the results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human design[人们行为的结果，而非人们有意的设计]的许多特征，换句话说，即指出健全文明进展的特征）。第二是：指出法律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为何在法治之下，人有个人自由，否则便没有个人自由，而 the Rule of Law[法治]的基本特性都是什么？

…这一比较的观察，使我了悟，我们既要把握住 generality[通性]，又要抓住 particularity[殊性]，才算是得到丰富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