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

一些政治实践（示威、动乱、挑衅，等等）是自杀性的，这些实践的且的是凸显压制，凸显“系统的压制性”，不是作为附带后果的压制性，而是作为直接近亡的压制性：死亡遊戏可以掲露系统自身的死功能。秩序掌握了死亡，但秩序不能用死亡“冒险”一一只有用死亡“冒险”来反对系统的人才能获胜。

词与概念之间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正如一段音乐与它所“唤起”的内容（景物或激情）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只有文化规约根据代码而建立的关系。 根本的任意性不存在于符号的内在组织中，而存在于把符号当做价值来强行规定的事实中，它预设了两种机制，并根据法则预设了它们之间的等价关系——符号作为替代值而起作用，它仿佛来自一个向你示意的现实。

含混性并不危险，它丝毫不改变同一性和等价原则，不改变作为价值的意义原则，只是让价值漂浮不定，让同一性变得模糊，让指涉性的游戏规则变得复杂，但不废除这一规则。 （雅各布森）诗歌意味着对话语以及话语的所有构成因素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

（艾柯）先有一个指涉阶段（本义阶段），再有一个“和谐的”指涉性阶段，一种“理论上无限的”连锁反应在其中发挥作用——宇宙的联想即由此而来。

一个与物质材料的分子阶段相对应的语言的“布朗运动”阶段释放出了意义的“泛音”，就像裂变或聚变释放出了新的分子亲和性。

符义分析学必须建立一种“关于符号实践的多元性的非简化的类型学”。不同的意义逻辑相互交错：“言语的运作中充满了准书写法，同样，诗歌语言的运作也受到言语法则的限定。” 正是在肢解和摧毁话语的基础上，语言才能与“无限”的可能性恢复联系。

在这个16世纪的转折点（新教）之前，中世纪的死亡幻象和图像还是民俗性质的，非常欢乐。那时有一种死亡的集体戏剧，死亡还没被埋藏在个人意识中。

劳动力建立在死亡之上。一个人必须正在死去オ能成为劳动力。他在工资中兑现的正是这种死亡。但是，资本在工资和劳动力的非等价关系中使他遭受的经济暴力，与他在生产力的定义本身中遭受的象征暴力相比较，就微不足道了。这种等价关系的作弊，与作为符号的工资和死亡的等价关系相比较，就微不足道了。

劳动是一种缓慢的死亡。人们一般在身体不断衰弱的意义上理解这句话。但应该有另一种理解：劳动并非作为一种死亡与“生命的实现”相对立一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一一劳动是作为一种缓慢的死亡与暴死相对立。这就是象征现实。

在这种象征关系中，劳动和剥削的实体是无关紧要的：主人的权力首先总是来自这种死亡的悬置。因此，与人们想像的不同，权力从来都不是处死的权力，恰好相反，是留命的权力一奴隶无权交还生命。主人没收了对方的死亡，却保留了拿自己的死亡冒险的权利。这对奴隶而言是不允许的，他被永远地献给了生命，因此不可能赎罪。

事实上，劳动、工资、权力、革命，这一切都应该倒过来重新阅读： ——劳动不是剥削，它是资本给予的； ——工资不是争取的，它也是给予的——它不是购买劳动力，而是赎买资本的权力； ——劳动的缓慢死亡不是命定的，它是毫无希望的未遂行为，是资本单向馈赠劳动的挑战； ——对权力的惟一有效反击是把它给予你们的东西还给它，这只有通过死亡才能以象征方式实现。

随着资产阶级理性和产生于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对封建的、 基督教的传统共同体的瓦解，死亡不再被分享。它同物质财富一样，越来越少地像以前的交换中那样在不可分离的合作者之间流通（以前一个共同体或一个氏族或多或少总在交换），而越来越多地在一般等价物的符号下流通。在资本主义方式中，每人都独自面对一般等价物。同样，每人都独自面对死这不是巧合。因为一般等价关系就是死亡。

准时死亡与生理死亡 生理死亡的不可逆性及其客观性和准时性是科学的现代事实，是我们的文化特有的事实。所有其他文化都认为，死亡在死亡之前开始，生命在生命之后延续，不可能区分生命和死亡。我们不应该把一方看成是另方的终点，我们应该努力看到生命和死亡的根本不确定性，看到它们在象征秩序中自主化的不可能性。死亡不是到期付款，而是生命的色调变化一一或者说生命是死亡的色调变化。但我们的现代死亡观却被一种完…

死亡不是隔离的空间，对主体而言，自己的身体和影子也不是隔离的空间，死亡不终结身体的历史，分界线不终结主客体的双重性，这里既没有彼岸（死后生存与死亡），也没有此岸（潜意识与失去的客体），只有象征互惠的即时实现。这种乌托邦思想不是原初融合性的：只有怀旧猜会带来原初融合的乌托邦。这里没有任何怀旧的东西，没有丧失，没有隔离，没有潜意识。一切都已经在这里了，一切都是可逆的，一切都是献祭的。

死亡的困扰以及通过积累来消除死亡的意志就成为政治经济学合理性的基本动力。……时间的积累强行建立了进步的观念，如同科学的积累强行建立了真理的观念。……由此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的绝对困境：政治经济学想通过积累来消除死亡——但积累的时间本身正是死亡的时间。

第一阶段的分析曾把消费领域设想为生产力领域的延伸。现在必须做相反的事情。必须设想生产、劳动、生产力的全部领域正在跌入“消费”的领域，这个领域应该理解为普遍化公理系统的领域、符号编码交换的领域、生活总体设计的领域。

这种狂热不留一点非生产的东西，在一切事物上都要签署生产之名，甚至不是为了增加财富——生产是为了标志，生产是为了再生产带有标志的人。今天的生产和这种代码恐怖主义有什么不同吗？ 人们不是要求你们生产，不是要求你们努力超越自身（其实这种古典伦理是可疑的），而是要求你们社会化。

因此，劳动在各处都从延迟的死亡中得到启发。它就是迟的死亡。是缓慢的死亡还是暴死，是即时死亡还是延迟的死亡，这种划分是很关键的：它从根本上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组织经济组织和牺性组织。我们不可逆转地生活在前者中，它不断地在死亡的延异中扎根。

因此，奴隶（工人）随着这种正在杀死自己的劳动，把自己的生命一点点地，以微小的剂量还给主人或还给资本，这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种小剂量的“牺牲”恰好不再是一种牺性一一它不能触及死亡的基本延异，只能分泌一种结构依然相同的过程。

除了高贵的眼泪分泌，但这种谨慎的保留多么多余！参见“长睫毛”的奇文：“…一种激动的情绪使你如此激动，以至只有你的目光才能表达你激动的程度，你在此时比在任何其他时候都更不允许你那化妆的眼睛背叛你。“长睫毛'在此时比在任何其他时候都更不可替代…长睫毛'尤其在此时オ呵护你的目光，保护你的目光，突出你的目光，以至你只需给你的眼睛化妆，然后……就不必再想眼晴了。

我们与权力系统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所有机构，所有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的中介的存在，都是为了永远避免这种象征挑战、这种致命挑战、这种不可逆馈赠的机会，它就像苦行者的绝对修炼一样，可以战胜任何权力，不论权力的体制有多么强大。从此不应该直接出现这种象征对抗的可能性。应该让一切都协商解决。这就是我们那深深的烦恼的根源。 正因此，扣押人质和其他一些类似的行动オ会显出某种迷人的东西：对系统而言，这既是它自己的镇压暴力的凸镜，也是它不能使用的象征暴力的模式，这是它惟一不能使用的暴力：它自身死亡的暴力。

今天，一切都是以种类或系列的方式出现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在测试你们了，因为它迫使你选择，这使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总体使用近似于阅读，近似于选择性译码。

信息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告知，而是测试，最终是控制。这是“反角色”，因为你们的所有回答都已经写入“角色”，已经写入代码登记册。

整个交流系统都从语言的复杂句法结构过渡到了问/答这种二元信号系统——不断“测试”的系统。

主体只是在把一种抽象体制内在化的时候，才会被异化……例如，在历史上，异化是伴随着解放了的奴隶对主人的内在化而开始的：只要主人和奴隶的二元关系继续存在，就不会有异化。

社会通过正常化，即通过把等价关系的逻辑扩展到所有人——规范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使自身最终被社会化，它排斥所有抗体。……社会化不过是各种差异的象征交换向等价关系的社会逻辑的大规模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