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十六讲

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

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或许仅仅是巧合，在古代世界的三个相隔很远的地区，在大约同一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区别。

法家的创始人李悝，被魏文侯任命为相国，主张以法治国，进行变法。他编成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商鞅从魏国进入秦国，帮助秦孝公变法，便是遵循＜法经＞行事的。

在土地可以买卖的时代，“限田”不过是儒家的平均主义理想而以，根本无法操作，化作泡影是必然的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以土地国有代替土地私有为前提的。 井田制的道理和平均地权的用意是一样的

这些新兴的欧洲强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无一例外地处于贸易逆差之中，而中国始终处于贸易顺差之中 这种结构性贸易顺差，所反映的决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贸易问题，而是贸易各方生产水平、经济实力的体现。

这一时期，青铜器是上层阶级政治生活关注的焦点，因而在考古遗物中占有显著重要的位置。对此，中国古代学者早有朴素的认识，东汉袁康撰写的《越绝书》引用战国时代风胡子的话，对以往历史作这样的概括：传说的三皇时代是石器时代，从黄帝开始的五帝时代是玉器时代，禹以后的夏商周三代是铜器时代，春秋战国进人了铁器时代。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的代表作《中国青铜时代》对《越绝书》的这个分期法，给予高度评价。

看得出来，汉武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中央集权寻找意识形态的支撑。运用政权力量控制意识形态，其实是法家的发明，商鞍、韩非、李斯都精于此道，秦始皇根据他们的理论，用“焚书坑儒”的手段控制意识形态，并不成功。汉武帝用功名利禄来引诱士人——只有精通儒家经学才 可以进入仕途，把士人的聪明才智束缚于儒家经学之中，专注于诠释章句， 而无暇旁鹜，终于达到了目的。他的这套衣钵，为后来很多治国者所继承。

胡床自北而南广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兴起，终于改变了汉人席地而坐的习惯。“筵席”一词与席地而坐的习俗紧密相连，举行宴会时，在地上铺上大的“筵”，再铺上小的“席”，作为座垫，中间有矮足的称为几、案的桌子。这种筵席方式，至今在日本、韩国依然可以见到。胡床及高足家具流行后，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宴饮搬到了高高的桌子上，但“筵席”的说法一直沿用下来，不过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

卡尔·马克思在英国报纸上发表的时评中说：闭关自守的中国，就像一具木乃伊，一直密闭在棺材中，不与外界接触，一旦与新鲜空气接触，就立即腐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