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学府文章焕

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往往有几个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复旦大学来说，有四个时期影响深远:1905年脱离震旦大学另立复旦公学，使复旦的根系挣脱了教会大学体系的束缚，迈开了自主的脚步。倘若没有这一艰难的从头起步，随着1952年中国教会大学的彻底消失，震旦烟消云散，复旦更无从说起。第二个时期是抗战西迁重庆，复旦在1942年由私立改为国立。表面上看，复旦从此离开了“民间”传统，纳入到国民政府的教育规范之中。然而在这一转变中复旦获得了经济上的有力支撑，使学校能够在大后方坚持下去，为民族培养急需的抗战人才。据《中华民国档案汇编》中的资料记载，仅仅1939年复旦大学的财产损失就高达五十四万余元，而同期的南开大学更是高达三百万元。对于财政拮据的私立大学来说，这无疑是难以承受的打击。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两所著名私立学校分别在1942年、1946年改为国立大学。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是复旦难忘的第三个时期，复旦汇聚了华东地区十余所高校的文理科精英，一跃而起，成为中国最高层次的大学之一。而此时，全国的私立大学一律改为公立，绝大部分拆解到其他高校。如果复旦仍为私立，恐怕此时也不免销声匿迹。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复旦迎来了发展期最长的第四个时段，这一时期里里外外的推进力接踵而至:1984年后进入少数几所国家基本建设大学的行列，世纪之交又迎来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黄金时期。在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一波又一波大潮中，复旦总是得天下之先，临近百年之时，焕发出无限青春。 复旦的文学传统与创作起伏，与上述四个时期有密切关系。1905年筹备成立复旦的六个“干事”中，于右任、邵力子后来都是文学成绩斐然的名家。而后入复旦学习或任教的文学名流络绎不绝:任复旦公学校长的严复、进入复旦公学学习的陈寅恪、组织复旦剧社的洪深、讲授文学的叶圣陶、翻译教学两不误的傅东华、诗人意气的刘大白复旦的这种文学气象，得益于上海当时的特殊文化地位。五四之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出版业聚集于上海，引来了大批的文化人。复旦地处于此，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复旦文学家大多继承了“学者与作家”兼而有之的五四文化人特色，很多人从事文学创作，也进行学术研究。谢六逸、郑振铎、方令孺等人皆如此。这种风格也影响着稍后的一批人，使复旦作家都有些书生气。1926年进入复旦、1949年后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邵荃麟，既擅长写小说，又将主要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