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酌集

《废名佚文考》可以说是兴会之作，完卷之后却对“佚文”二字有些拿不准了。“佚”，同“逸”，散失、失传之意也。作者另用笔名，如果没人确定是其所写，文章对他来说也许算是“佚”了，然而其实还在那里，本身并未丢失。当然现在从旧杂志报纸上找出人家用本名发表，后来自己却不愿意收入集子的作品，也都说是发现了“佚文”；相比之下我的用法好像还不太离谱儿，虽则终究是有语病的。转念一想，倒不妨按照其本义，看看废名有没有真正的“佚文”，即曾经存在而已经不复存在的文章。也算是替自己找补一下罢。

“五十而知天命”乃接续“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而言。我曾说，“三十而立”是知道了有什么该做，“四十而不惑”是知道了有什么不该做。这样一反一正的意思，体现于孔子整个人生自述之中。“五十而知天命”则深入一层，归于使命或命运。及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说来亦不离此。

这些天我翻看谷林先生从前给我的信，其中说：“至于你为新作所定的那个集名，我用乡音念去，近似‘叽咕’，便联想到‘沾酒市脯不食’的夫子之言来。我们对于老夫子未必视若圣明，但也断不愿与之‘对着干’，而足下自斟独酌，细加品味，岂非有点乐此不疲的模样？”先生已归道山，录此一节，以为纪念。

“沽”，买酒也；“酌”，饮酒也。我取这个题目，好像做了酒鬼似的，其实不然。打个比方罢了。平生兴趣甚少，烟酒茶均不沾，也不喜欢什么运动，只买些书来读；但我觉得就中意味，与沽酒自酌约略相近。若说不足与外人道未免夸张，总之是自得其乐。至于偶尔写写文章，到底还是余绪，好比闲记酒账而已。

我学习写作不过十年光景，产量不算太多，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书”，都是专门写的；其一是“文”，写的时候没有计划，凑够一定数量就编本集子。前此的《樗下随笔》、《如面谈》和《六丑笔记》均是这样，这本《沽酌集》也不例外。所写的文章大多与书有关，或是书评，或是因读书而起的感想。写前两本集子时，读什么书都是自己定的，这几年略有不同，倒也没有多大区别，因为自有一条底线在，盖非什么书都肯读，什么话都能说也。

《达利的秘密生活》等与其说是在记录达利，不如说是在创造达利。我倒宁肯把它们和《小径分叉的花园》和《百年孤独》这类作品放到一起，而且说实话《达利的秘密生活》给我的阅读愉悦并不亚于《百年孤独》。

不同于卡夫卡的深刻，穆齐尔是博大，当然博大可能也包含着深刻。对卡夫卡我觉得契合，对穆齐尔则只能说是入迷了。博大是无边际的；如果以博大为边际，那么也可以说是饱满。说来这个人正是如此：随便出门一走，是有意义的；遇着什么事情，是有意义的；听到什么讯息，也是有意义的，……与世界的任何接触，都能引发一种“穆齐尔式的感受”。

往往我们以为讲的是自己的话，其实不过在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意思。抄书与之的区别，不过其一指明本主，其一有意无意地据为己有罢了。但是揭示这一点，可以用以否定对抄书的否定，却不能因此肯定抄书。问题很简单，既然别人都讲过了，我们难道不能不讲话么。所以抄书还应该有别的道理。

关键在于抄了别人的话之后，自己究竟说些什么。如果仅仅是表示赞同，旨在做一介绍，那我们真可以称之为抄书了；如果加以引申，发挥，修正，乃至消解，那么这就是自己的意见，所引用的话也就不能纯粹被看做引文，该说是不可或缺，融为一体了。这是对前引周氏说法的补充，而他的文章特色之一正在这里。真有见解的话，也就不拘引文之生熟，自可化腐朽为神奇，那么引用者未必非要领先于别人知道被引用者的存在，他找到一个由头足以发现自己就行了。

出版界面对的是现在的读者，读者面对的却不只是现在的出版界——他不一定非读新书不可；迄今为止出版的书，只要能找到的，都在可读之列。真正读书的人，什么书好才读什么书，并非什么书新才读什么书。

方才说不形容更难，其实形容也未必容易。通常所谓“滥调”，都是针对形容而言，不形容至少可以藏拙。难得有点新鲜感受，把这感受用自己的话说出来更见功夫。中国白话文章，做到今天差不多也是烂熟了，简直一下笔就落了俗套。而一落俗套，一成滥调，也就谈不上什么文章。我喜欢的两位散文家，周作人与废名，写文章都很少形容，其实他们对此并不加以排斥。

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只有两个人真正写得好骂人文章，一为鲁迅，一为刘半农。刘氏又因对文字特别敏感，笔下另有一番特色，如《与张溥泉》中所说：“呜呼，政府尝以沉着诏吾民矣。证以事实，沉则有之，着则未见，是沉沦也。”即为一例。

鲁迅曾在私人通信中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一九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致章廷谦) 终钱玄同一生，似乎所重视的是最终取得什么结果，他自己宁肯只起一点催化作用。对他来说更大意义在于发现。他诚然是“空谈”，但“倾耳而听者”未必不因此而“做实事”，而且鲁迅自己的《狂人日记》就是经由他催生而成。说来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若干重要篇章都离不开钱玄同的“空谈”或催化。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这并非泛泛之论，而是有着切身感受；至少他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批评家从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他树立一个原则：“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

而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他也不大瞧得上眼：“李长之不相识，只看过他的几篇文章，我觉得他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胆子大和胡说乱骂，是相似而实非的。”（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九日致孟十还）总的来说，他始终坚持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表明的立场：“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关于批评，我一向认为批评家不应该为作者设立前提，而只能在作者自己规定的前提之内，讨论他的目标究竟实现了多少，是否还不够完满。批评家只能批评作家没想到的，或想到而做不到的。对于鲁迅这样自觉的作家，尤其应该如此。别人有关鲁迅的批评是否确当姑且不论，至少那种超出其小说创作前提的批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读者”其实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读书是个体行为，读者与作者之间是以作品为媒介的一对一的关系。在这方面，个体彼此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不足为奇：这个人喜欢，那个人可能不喜欢；每个人喜欢与不喜欢的原因也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见记者采访一二读者的意见时，总是忘记强调这一点，结果就造成一个“读者代表”或“整体读者”的印象。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读者代表”或“整体读者”这回事。读者都是个人，他只代表他自己。当然有“人同此心”的时候，但是绝非一概如此。

鲁迅说过：“《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补编·〈绛花洞主〉小引》）这里谁能代表得了谁呢；而几乎各种“看见”，都可以引发出欢迎、反对或不感兴趣的不同态度。每种态度都仅仅属于该读者个人。“老妪解诗”模式在这方面对于读者个性的抹杀，与前一方面对于作者个性的抹杀，是一致的。幸好对白居易来说，这只不过是个传闻而已。

几乎与诗并驾齐驱的是散文。徐志摩生前，已有人提出其散文成就在诗之上，不过他本人并不认同（叶公超《志摩的风趣》）；死后，又有人说“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周作人《志摩纪念》）。以我个人的口味，不大喜欢这一路文章，嫌它太过铺陈夸饰，也就是“浓得化不开”，作者还是拿写诗的心思来写散文。但是不能不佩服他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附带说一句，这种能力是为此前和此后大多数诗人所望尘莫及的。

张爱玲的晚年，与所获得的盛大声誉相比，生活与创作都是异常寂寞的。她把大量时间投入对一生钟爱的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中，写成《红楼梦魇》和国语本《海上花》，后者还有英译本，但是在搬家过程中遗失了。这些工作似乎是为了填补时间的巨大空洞，但是也可以理解为文学成就之后的追根寻源——张爱玲文学的根是牢牢地扎在文学史上的。给予她重要影响的还有《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以及张恨水，还有英国的几位作家，如奥斯丁、毛姆、赫胥黎等。而张爱玲对于鲁迅的承继关系，也曾被论家（其中第一位就是胡兰成）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