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史

内战期间，国民党经常以中宣部名义向报刊发出有关宣传工作的指示，对于重大事件的报道、言论的处理方法与尺度作出具体规定。凡是有关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社论，也由国民党中宣部组织撰写。

1946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惩治叛乱条例》，规定：散布谣言或传播不实的消息，实际上是指一切对国民党统治不利的消息，可判处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

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泼，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各级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

新闻界怎样才能跳出“党委犯错误，新闻界也必然跟着犯错误”的怪圈？他们提出了一个“良方”：用人民性来制约党性。这个争论最初起于《人民日报》对“两个凡是”的抵制。

宣传价值是宣传者的主观意愿适应客观社会发展规律的功能，大多数新闻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价值，实现新闻的双重价值，是获得新闻最佳社会效果的根本保证。对新闻定义的重新认识，标志着新闻改革越来越多地遵循新闻自身的规律。

毛泽东对《参考消息》的扩大发行一直十分重视，他还形象地把发行《参考消息》说成是“种牛痘”，之所以连那些骂共产党的反动言论也刊登，并不是替帝国主义做宣传，而是要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大家面前，让人们经受考验和锻炼，一些消息封锁起来反而有危险。

1959年6月，毛泽东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资料，在上面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中国古代官办的“邸报”有1200年左右的历史，民办的“小报”有近千年的历史，民间报房出版的哪抄、京报有近400年的历史。后一部分报纸长期依附于官报，虽有民办之名，但无民办之实，既无评论，也很少来自民间的信息。 它们之所以发展缓慢，固然受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封建自然经济这一基础的制约。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被迫瓦解，封建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迫取消，持续了1200年的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才逐渐地为近代化的新型报纸所取代，退出了历史舞台，宣告了自己的终结。

澳门自开埠以来，居澳葡人逐渐形成了一种自治的机制，对澳门城市的治理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到了1783年，葡萄牙开始赋予澳门总督很大的管制权力，削弱了居澳葡人对澳门行政事务的管理权。1820年葡萄牙政变成功后，澳门土生葡人欲借立宪运动夺回澳督手中的权力。在这种背景下，1822年9月12日，澳门立宪党的首领巴波沙创办了葡文周报《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

1823年6月，葡萄牙国内发生了君主复辟，立宪派政府被推翻，政变影响到澳门。同年9月，澳门保守派发动政变，建立新政权，大肆逮捕立宪派人土，当众烧毁《蜜蜂华报》，随后接管该报。从第54期开始，《蜜蜂华报》便由保守派掌管，一直到1823年12月27日终刊，一共出版了67期。

《蜜蜂华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澳门则是中国最先有近代报刊的地方。

《杂闻篇》（ Isu tan-pien A Miscellaneous Paper）是马礼逊于1833年4月29日在澳门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也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报刊。《杂闻篇》为不定期刊物，共出版了3期，每期4页，双面印刷，以近代报刊样式单页出版。篇幅比16开小，13.4✖️9.2厘米，全页不分栏，正文中加入标点。 《杂闻篇》上的大部分内容是宣扬基督教信仰的。《杂闻篇》第二期上刊登了一非常重要的文章《外国书论》，最早介绍了西方活字印刷术和西方报业，并引入了“新闻纸”的概念。

马礼逊于1833年5月1日创办的《传教者与中国杂报》（ The Evangelist and Misellanea Sinica）是一份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合刊的报刊。 《传教者与中国杂报》各期内容主要有：中国文化知识、宗教知识及教义讨论、各地消息及评论。消息来源地有澳门、香港、广州及其他广东地区、台湾、四川、北京地区以及朝鲜和英国等，采集方式既有报社人员自采的，也有译自其他报刊（如《京报》）、私人信件、政府公文等文件的。 《传教者与中国杂报》只出版了4期。

1831年6月，澳门东印度公司创办了英文月刊《广州杂志》（ The Canton Miscellany），该刊是澳门历史上的第一份英语报刊。 该刊共出5期，从创刊到终刊一直在澳门出版。

1795年，英国第二个海外传教组织“伦敦布道会”（ London Mis- sionary Society）创立，初期以南太平洋群岛土著为传教对象，后来逐渐在亚洲、非洲开展工作。1804年，设立了中国布道团，并选派同年加入该会的罗伯特・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华传教。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于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正式创刊，米怜自创刊起一直担任主编。中国刻工梁发是米怜的主要助手，后在米怜主持下受洗入教。1823年，伦敦布道会按立梁发为传教士，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土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每月出版一期，每期5页，每面8行，每行20字，木刻竹纸印全年合订一卷，还印有全年目录、序文和封面，便于读者保存。文句右旁有点，并有木刻插图。封面正中标报名，左下角署有“博爱者纂”（“博爱者”是米怜的笔名）

作为一份宗教宣传性质的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绝大部分内容是阐释基督教教义、介绍《圣经》的文章。但也有一些宣传西方文化与近代科技知识的文字，如介绍蒸汽机、农业技术、急救方法等。

1821年12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因主编米怜病重而停刊，共出7卷70多期，累计574页。

1827年11月8日，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纪录与行情报》（ Canton Register and Price Current）创刊。 初为双周刊，4开4版，后改为周刊，逢星期二出版。 1828年，该报改名为《广州纪录报》（ The Canton Register）。 该报由英国鸦片商马地臣（ James Matheson，1796-1878）出资创办，美国商人伍德（ William。W。Wood，1805-1855）为第一任编辑，撰稿人有马礼逊、施赖德（ John Slade）等。

《广州纪录报》是一张商业性报纸，货价行情、航运消息占主要篇幅，1833年还出版过广告商情附刊《广州行情周报》（ Canton General Price Current，一译《广州市价表》），但也广泛刊登政治时事新闻和评论，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1833年8月1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xine）在广州创刊，每期约十二三页，楷书木刻，连史纸印，中国线装书本形式。创办人和主编是普鲁士传教士郭立（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一份宗教性报刊， 但其所刊载的内容已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知识、新闻和杂俎等各个方面，宗教内容已在次要地位，这与它在中国境内出版有一定关系。 在编辑业务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文字通俗、文风简短，长文分期连载，每期还刊有目录以便于阅读，栏目也比较固定。 在宣传策略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注意附会儒学，尽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

美国人在广州创办的报刊，主要有《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 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中国丛报》（ Chinese Re pository）等。 《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是美国人在华创办的报纸年月2且创刊、由美国亩人例办并任组，18年月1日行改版，改用简称《中国差报》（ Chinese Courier）出版，1833年9月底停刊。

1853年8月1日，香港最早的中文刊物《遐迩贯珍》创刊，每月1日出版，16开本，沿用线装书的形式，每期12页至24页不等，竹纸铅活字印刷。

《遐迩贯珍》虽为传教士所办，但实际上是以新闻为主的刊物 在内容上以时事新闻为重点，占篇幅最多的是反映时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既有报道中国和中外关系的新闻，也有反映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的新闻。 该刊还注重对文化知识的介绍，曾广泛介绍西方政治、历史、地理和科学知识，对中国人开阔视野、了解世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857年11月3日，孖剌报馆创办《香港船头货价纸》，周三刊，实为英文《孖刺报》的中文版。 该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最早的经济类报纸和最早的以单页报纸形式两面印刷的中文报纸，所刊内容以船期、商品价格、商业行情和广告为主，主要读者对象为商店职员等。

几年后，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继续出版，仍以报道商业行情为主，所刊新闻进一步增多，设有“京报全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等栏目，因而发行对象也从最初的商人扩大为一般市民。 1873年，《香港中外新报》改版为日报，之后脱离《孖报》，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出至1919年停刊。

上海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纸是1850年8月3日创刊的《北华捷报》（ North China Herald）周刊，逢星期六出版，每期对开一张4页（版），由英国商人享利・奚安门（ Henry Shearman）创办并担任主编，后由英商字林洋行发行。

《北华捷报》初期主要刊登广告、行情、船期等商业性信息。该报新闻不多，言论则反映英国在华商人的利益。

在内容上，《六合丛谈》刊有宗教、科学、文学、新闻等。与同期传教士办的其他宗教性报刊一样，该刊已不再纯粹宣传基督教义，而是一份综合性的新闻期刊。 由于上海是重要的外贸集散地，“水脚单”、“进出口之货价与交易单”等商情在该刊上也有所反映。 于是，《六合丛谈》几乎成了大杂烩，宗教传、自然科学、商业行情、中外新闻无所不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