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理论

即如何有效地使中国被纳入到世界发展的秩序之中，又同时保持自身传统仍处于合理性的状态，这无疑是一个悖论式的选择。

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对变革步骤的早期设计，无不是从社会角度出发切入进行的，其构思过程当然也与他们的在野身份相符，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中国社会层面的控制。[18]当然，当共产党人从在野的形象转向正统地位以后，对国家功能作用的认识又有新的变化，但以上形成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人类学家并不试图通过一个或数个社区或个案的微观研究做出整体性的推论。然而小型单位的地方和个案分析完全可以作为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事实上是不可替代的角度，因为借此我们能够从生活世界和民众的视角认识和解释国家的形象与本质。[22]也即是说，社会史研究应转向长期为人类学所掌握的微观结构（micro-structures）和小进程（micro-processes）的研究，这就是国家—社会框架尚有借鉴意义之所在。[23]

魏斐德认为，罗威廉所提供的汉口城市的证据无法证明，太平天国造反之后在汉口繁荣发展的行会，实际上真的从当地清朝官府那里接管了许多市政管理职能，或者存在着一种以行会为中心的隐形的市政管理机构。

即使在地方主义崛起达致高峰时期，一些绅士自称乡人、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国家总体目标的意念和传统身份有所转变，如曾国藩就曾以在籍侍郎的身份领军，其地方符号意义并未从国家认同意向中游离出来。故而，如一味从表面上强调国家威权与地方管理的分歧关系，而不注重其相互协调融合、为整体民族主义目标服务的方面，则会在对近代中国历史状况进行分析时出现偏差。

因此，私域自主和公域自主相互以对方为前提条件，无论是人权抑或人民主权，都不能宣称自己对他方的优先性。[54] 也就是说，只有公民在“私域”自主受到平等保护的基础上充分独立时，他们才能够适当地利用其“公域”自主。哈贝马斯强调的是“公域”状态下的私人自主性，而中国传统的“公域”空间恰是以“去私”为前提的。

费孝通的结论是： 基层行政的僵化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的职能，另一方面又堵住了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把传统集权和分权，中央和地方的调协关键破坏了，而并没有创制新的办法出来代替旧的。我们似乎有意无意地想试验政治单轨制。[9] 费孝通对基层组织现代变革给予的负面评价，在当时可以说有点惊世骇俗的味道，引起了不少批评和争议，但从对社会史研究的长远发展来说却有相当深刻的影响。

酒井直树提醒我们，无论前现代还是现代、后现代的划分，都是历史的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结果，是19世纪西方借以定位国家、民族、文化位置的一种话语性的图式（discoursive scheme）。[15]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Cayatri Spivak）曾经这样认为：在现代社会，女人在社会网络的编织程序中，早已被抛进了“次属群体”一类陷阱。在这个群体中，女人虽然是自主的，可是在殖民语境内，性别的意识形态构造方式掌握在男性的手中，女性作为对象被观察和解释都深深地植根于当代的权力网络之中，甚至那些寻求妇女解放的知识分子，也是以女性作为受压迫的隐喻形象而折射出了自己的优越感与虚幻般的解放热情。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也可看作与资本主义共享某些历史前提的改革设计，但它所拥有的中国特色之鲜明是毋庸置疑的。对这种中国特色的阐释显然不能仅仅从与世界体系相关联的视野中获取，对世界体系的作用也不应过分加以强调，而应从中国传统资源（制度性和思想）的具体分析入手，特别是从50年代以来许多具体政策如“上山下乡”与工农办学等与区域传统和基层制度设计的关联性入手，来具体对待各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变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