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人 我们的时代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两部重要作品,反映一代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日本青年试图以堕落摆脱旧的伦理道德的束缚,以肉体的颓废作为心理反叛的媒介,将性与性爱的畸变当作对人性压制的对抗。但这种肉欲的疯狂不仅没能平和心灵,反而加速了自我毁灭的进程。译 序当大江健三郎尚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日本读者对他并不熟悉,我国也几乎没有译介。大概主要因为他的纯文学作品以不易捕捉的深刻思想和扑朔迷离的思维方式以及西方式的长句结构的语言表达“纯”到使读者退避三舍的地步。大江健三郎作为战后派作家,一登上文坛,就表现出对战后政治压抑下的人的奇特的心态,塑造各种精神闭塞状态里的象征性形象,使他很快就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旗手。他生长的时代已经基本上失去了神话的存在,英雄主义的憧憬变成徒劳的负担和失败的根源。正如他在《我们的时代》中所说:“日本的青年人不可能具有积极意义上的希望。希望,对我们日本的青年来说,只能是一个抽象的词汇。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发生了战争。在那个英雄的战斗的时代,年轻人满怀希望,把理想挂在嘴边……理想,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战场上的语言。理想,是同一时代人相互之间的友谊,但那也是战争的年代。今天我们的周围只有欺骗和猜疑、傲慢和轻蔑。和平的时代,这是猜忌的时代,这是孤独的人互相轻蔑的时代……理想、友谊、宏伟的共生感,这一切在我们的周围从来不曾存在过。我生不逢时,生得太晚,却又生得太早,赶不上下一个友谊的时代、希望的时代。”这就是大江作品中的“性的人”的思想背景,对时代的幻灭导致逸脱常规的行为,被“正常”人视为异端的举动中所隐蔽的反社会的情绪往往在失败的屈辱中体现出“反常”的正当性。大江把人抽象化,分为“政治性的人”和“性的人”两大类型。前者具有与“他人”对立、争斗的本质,后者在本质上没有“他人”,只有反权威的“我”。不言而喻,这里的“性的人”的概念不是狭义上的性爱者,而是可以广义到政治领域里的官能性的爱。这是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失坠以后的必然产物,是对盲目信仰时代终结的一种反动。从《我们的时代》中的南靖男和“不幸的年轻人”可以看到对天皇制崇拜的心理崩溃是他的行为基础,而《性的人》中的J也是对一切政治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否定者,在虚无的行为中最后是对自我的毁灭。他们以“堕落”摆脱旧的伦理道德的束缚,企图从中发现人的真实本性,然而以无价值、无意义的伪善性为自己精神的拯救展示着痛苦的死角。当然,他们心理的反叛以肉体的颓废为媒介,性与性爱的异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