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对我说

虚构比发现容易。把极其丰富多彩的现实表现出来恐怕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种种样样的日常面孔像神秘的蝗群在人们身边掠过。 每一张脸都是一个碉堡。而另一方面，消失得最快的又莫过于人脸。

抵抗自己的局限性与惰性，抵抗这张办公桌和这把椅子。 ——弗朗茨·卡夫卡

“今天，一个诚实的、按照公务条例得到丰厚薪水的公务员就是一个刽子手。为什么在每一个诚实的公务员身上就不会隐藏着一个刽子手呢？”“公务员们可不杀人啊！”“怎么不杀！”卡夫卡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答道：“他们把活生生的、富于变化的人变成了死的、毫无变化能力的档案号。”

弗朗茨・卡夫卡说：“相爱的时候，人不只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对方负责。坠入爱河的人处于某种迷醉的状态，这削弱了他原有的力量。人性自我的内容比瞬间意识的有限视野广博。人的意识只是自我的一部分，每一次决定却会给整个自我指明方向。误解中最寻常、最困难的冲突就是这样发生的。”

卡夫卡也好，加缪也罢，他们的创作都属于现代小说。而现代小说之所以会诞生，正是为了回答这一类无法回答的问题，用本雅明的话来说，现代小说出现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探寻生活的意义。而在过去的史诗或民间故事中，意义本来是自明的、先在的，无需寻找，故事或史诗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忠告、训诫和道德教诲。

在办公室里工作看上去更加高贵，也更加体面，可其实这都是表象。实际上人们只是更寂寞，因而也变得更加不幸。脑力劳动让人脱离人类社会，而手工劳动却能将人推到人群中去。

他们把活生生的、充满变化的人变成死的、无法变化的注册号码。

爱并不是在小说中，爱是在叙述的对象中，在青春中。青年人充满了阳光与爱。拥有青春是幸福的，因为青年人具有看到美的能力。当这种能力丧失后，凄凉的衰老、凋零与不幸就开始了。

财富是对自己所有物的依赖；人要通过新的资产、新的依赖来避免自身所有物的流失。这只是一种被物化的不安全感。

“只通过外部手段求得的份自由徒有其表，它是一种谬误，一种混乱，它是一片沙漠，除了恐惧与绝望的苦草，没有任何东西能在那儿茁壮生长。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具有真正而持久价值的东西总是来自内心的馈赠。人不是从下至上，而是由内而外地成长。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基本条件。这不是人为制造的社会风气，而是一种要不断地去争取的、对自己与世界的态度。这是使人获得自由的条件。”

现实是塑造世界与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它具有效力。正因如此，它才是现实。没有人能够脱离现实。梦只是一条弯路，走上这条弯路的人最终总是回到离他最近的经验世界。

冒险是一种坚持，是对生命的执着、对生命的风险，是看似无忧无虑地度过每一天。

爱不在小说里，而在叙述的对象里，在青年身上，青年充满阳光和爱。青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能看到美。这种能力一旦失去，毫无慰藉的老年就开始了，衰落和不幸就开始了。

卡夫卡继续说道：“一个人只能扔掉他确确实实占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自杀看作是过分到荒唐程度的利己主义。一种自以为有权动用上帝权力的利己主义，而实际上却根本谈不上任何权力，因为这里原本就没有力量。自杀者只是由于无能而自杀。他什么能力也没有了，他已经失去了一切，他现在去拿他占有的最后一点东西。要做到这一点，他不需要任何力量。只要绝望，放弃一切希望就足够了，这不是什么冒险。延续，献身于生活，表面上看似乎无忧无虑地一天一天过日子，这才是冒风险的勇敢行为。

但什么是真理？卡夫卡沉默了片刻，然后淘气地笑起来： “看样子好像您抓住了我一句空话。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真理是我们每个人生活所需要、而又不可能从某个人那里得到或买到的东西。每个人都必须从自己内心ー次又一次地生产真理，否则他就会有真理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真理也许就是生活。

兰茨・卡夫卡说：“上帝只能每个人自己去理解。每个人都有的生活和他的上帝，都有他自己的辩护人和法官神父和礼只是心灵的已经意的体验和拐杖。

“不过您把达达主义看成是病症。”我说。 “达达主义是一种残疾，”弗兰茨・卡夫卡非常严肃地说，“精神脊柱已经断裂。信仰已经破灭。”

我把书带给卡夫卡看，并让他特别注意让我喜欢的下述段落：“艺术不是那种存在于我们身外的真理。那样一种艺术没有、并且不可能有艺术的价值：它是、并且只能是对自然的盲目摹仿，就是说是物质自然的简单再现。然而，物质必须用精神进行加工才能上升为永恒的艺术。”

“这是谁告诉您的？”卡夫卡博士把头侧向一边，“照相把目光引向表层。这样，它通常就模糊了隐蔽的本质，这本质只是像丝光、一片影子那样，通过事情的特征影影绰绰地透射出来。即使用最好的透镜，我们也看不清它，无法把握它。我们只能用感觉去摸索。难道您以为，千百年来，成千上万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魔术家怀着惴惴不安的渴念和希望所面对的深不可测的现实，这一再往后退却的现实，我们只要按几下这架廉价机器的键钮就能把握？我很怀疑。这架自动照相器不是复杂的人眼，而只是简化得无以复加的苍蝇之眼。”

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他们想变革，而国家和所有忠于国家的臣仆却只想维持原状。”

“音乐产生新的、更加细腻、更加复杂、因而更加危险的刺激，”弗兰茨・卡夫卡有一次这样说，“而文学则要澄清纷乱复杂的刺激，把它上升为意识，加以净化，从而赋予它人性。音乐是感官生活的成倍增加。而文学则压制感官生活，把它引到更高的层次。”

语言是故乡的有声的呼吸。可是我是个严重的哮喘病人，因为我既不懂捷克文，又不懂希伯来语。两种语言我都学。但这好像梦似的。我们在外面怎么能找到应该来自内心的东西呢？”

我给卡夫卡讲起这件事时，他微微一笑。他说：“您父亲是个可爱的老小孩。不过，所有相信改革的人都是这样的。他们看不见，世界上只有旧事物死亡，新事情诞生，世界面貌才会有所改变有的东西衰亡，有的东西起。这只改变万花筒中玻璃碎片的组成。只有很小的孩子才想，他们完全改变了整个玩具。”

人不是神。历史是由每一个毫不足道的瞬间的错误和英雄业绩构成的。我们向河里扔进一块石头，水面就产生一圈圈波。大多数人活着，却没有意识到超越个人的责任，我想，这就是不幸的核心。”

按照您的看法，新闻界不为真理服务。” 卡夫卡的嘴角抽动了一下，露出一丝苦笑。“真理属于生活中少数几件真正伟大的、宝贵的、无法用金钱买的事情。人只能作为馈赠得到它，如同爱情或美丽。报纸则是一件可以买卖的商品。

“怎么？”我有些生气地反问道，“您在保险公司不是有个很忘掉。 好的岗位，大家不是都很尊敬您吗？” 卡夫卡博士打断我的话：“这不是工作，而是腐烂。每一种真正积极的、目标明确的、使一个人感到充实的生活都具有火一样奋发向上的劲头和光彩。而我在做什么？我坐在办公室里。这是个冒着臭气、折磨人的工场，里头没有一点幸福感。于是，我就非常平静地欺骗那些询问我的健康状况的人，而不像被判刑的人那样干脆置之不理，扭过头去，其实，我就是这样一个被判刑的人。”

我父亲说，卡夫卡曾经几次对他这样说：“倘若没有每个人都理解、因而每个人都自愿服从的真理，那么每种秩序都只是粗野的暴力，都是迟早要在真理需求的压力下四分五裂的笼子。” 我父亲和他的同事把卡夫卡对真理的热爱看成是高度发展的伦理意志的显示；实际上ー一按卡夫卡自己的话一一情况却并非如此

卡夫卡不久前还对我说过：“语言是我们身上不可推的东西的外表，比我们更长寿的衣服。”

但卡夫卡摇摇头。“哪里！这里的原因要深刻得多。归根结底是宗教原因。这在犹太人那里很清楚。至于德国人，人们还看得不甚清楚，因为他们的庙宇还没有被摧毁。但这种事将来会发生的。 为什么？”我对他的话感到惊讶。“德国人可不是神权统治的人民。他们在自己的庙宇里并没有本民族的上帝。” “人们普遍这么看，可实际情况并不这样，”卡夫卡说，“德国人有上帝，这上帝能让钢铁生长。他们的庙宇是普鲁士总参谋部我们都大笑起来，弗兰茨・卡夫卡却坚持说，他这么说是非常严肃的，只是因为我笑了他才笑的。他是受了感染才笑的

写下来的东西照亮了世界，而让写作者消失在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