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的变革

首先，过去在许多社会里仅仅作为一种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制度的家庭，如今逐渐演变为私人生活的中心以及个人的避风塘。其次，在家庭成为私人圣地的同时，家庭内部的个体成员也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私人生活，因此，私人生活一词便具有了家庭与个人的双重含义。

Arthur Kleinman曾就这点作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道德体验总是个人在特定的本土世界内的实践经验，这个本土世界是包含着特定文化、政治、经济意义的空间。’

对于村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渗入基层社会，而是政府能为他们做多少事情。一个不断干预基层社会的政府或许能够为人民提供各种服务，因此有可能被视为好政府；相形之下，一个不闻不问的政府可能被看作是既不负责又无能的。……因此，许多村民抱怨说，国家当初把农民当作革命的主力，现在却抛弃了农民。

然而，这里的情况却与经济发达地区不同。在城市或者是发达的乡村地区，商业化的空间，比如舞厅、保龄球场、餐厅、咖啡馆等，已经取代了过去由政府控制的公共空间。但是下岬却还没有这类新的社会空间。因此，在公共生活日益萎缩的情况下，村民也只好待在家里打发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也正因为如此，家庭、亲属关系、社会关系网络等就变得更加重要。

在新的关系中，他们的精神领袖则受到信徒的高度尊重与支持。一次，那个天主教团体的领头人的婆婆在教徒聚会中甚至表达了对媳妇衷心的敬佩。当我向信徒们问起这种新型人际关系时，他们说，他们在自己人中相互是教友，他们之间的关系时‘神亲’。这是村里出现的新名词。

这些都不是数字本身能解释的。真正的答案在村民的生活中间。根据7次调查所作的深入访谈，我发现上述484个案例体现了自由恋爱发展的三个阶段，而这些阶段与国家政策的变化并不完全吻合。

这一件事件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如果男女青年始终生活在父母权力的阴影下，热烈的爱情就不一定会带来和睦与满意的婚姻。这对青年人为爱情驱使，同时还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持，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做出了他们大多数的同辈人在60年代初不敢做的事。他们公开了相互的爱情，而且不顾父母特别是在村里有权有势的父亲的坚决反对而结了婚。但是一旦结婚成家，父权文化重新占据主要地位。丈夫一遇到妻子的反抗，便毫不犹豫得用暴力来宣告自己在家中的权利与位置。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期，总会有依赖父母的子女与控制子女的父母，不管这个社会在择偶方面的观念如何。在一些情况下，对父母的经济依赖是根本原因，因为结婚的费用很高（参见第五章）。所以，期待父母在儿女的择偶中完全不起作用是不现实的。

因此，在农民文化中，性并不是个肮脏的秘密，也不是件令人羞耻的事情，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另一个男人告诉我，他和他老婆原来在一个队里，好几年都是朋友，但没有超过这层关系。一次大伙儿到部队开会，会前一起聊天，他说，如果以后自己孩子如果功课不好的话，他就要把他们赶出家门。突然，后来成了他老婆的那个女孩脸唰地一下子就红了。她的女伴们也开起了玩笑。那一刻，这人意识到女孩喜欢上了他，愿意和他成家过日子，所以她才会脸红。

Potter夫妇认为，考虑到农民在对待家庭或者其他人际关系时总是着眼于工作和相互帮助，中国农民不需要用感情来构筑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强调，在美国社会中，爱是社会关系的中介，在中国农村，是工作将人们连接起来。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工作是社会联系表达的中介，工作是农民懂得的最基本的概念，这一概念加强了人际间的关系。’

“这就是我所说的‘姑娘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妇女总体上来说比男青年更有主动性。答案正如村里人说的那样，是因为姑娘在婚姻市场上占优势

总的来说，老一代的村民无论男女都觉得很难表达感情。上一代的妇女通常都说当众表达对丈夫的感情不好意思。而上一代的男人则认为，不和妻子多说话是男子汉气质的表现。

我并不认为李家媳妇真的是在以受虐妇女的名义与公公作斗争，我们更不能把她关于婆婆让她来惩罚公公的那番话当真，可很显然，她对家庭内人际关系的准则有自己的理解，而且她也明白自己有权利反抗压迫性的父权。当老李将家庭争端拿到村干部那里评理时，她也很清楚自己有什么权利，并且以此赢得了村干部、乡亲特别是她丈夫的支持。这里的重要含义是，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下岬村的妇女不仅能摆脱公婆的控制，还能够重新塑造性别关系与家庭理想。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住宅不仅仅是物理意义的空间，同时还包括社会空间；在房屋结构的背后蕴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空间原则，人们就是通过这些原则来组织日常生活和界定人际关系的。因此，分析下岬人家庭空间的变化，就不能局限于将这种变化看作经济条件改善的结果，而是要将它看作私人生活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下岬村的住宅装修热正是在阶级差异和个体差异这两个层面上突破了传统文化的局限。这也是说，下岬村民是将过去唯精英阶层才具备的私人空间及个人隐私的观念变成了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并以较为平等的新型私人空间安排取代了过去的等级化空间关系结构。通过营造专属自己的一方天地，村民实际上参与了私人生活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迁。

在新的系列分家方式中，先结婚者（一般是长子）结婚后不久便于妻子离开其父母的大家庭另立门户。但是，家产却不能分，因为还有一个或更多的儿子未婚。次子结婚后照样搬出单过；这一过程会反复多次，直到幼子结婚为止。

我多次问年轻人，为什么他们在索要彩礼和嫁妆时那么坚决，那么不管不顾，他们一概回答说，他们努力干活，给自己的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他们要的不过是这么些年来自己的劳动所得。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年轻人并不认为他们通过彩礼与嫁妆或者分家得来的那部分财产是他们拿了家庭财产中的一份，他们觉得那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个人财产。

政府发起的对各种传统民间宗教信仰与仪式的批判也大大削弱了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市场化改革又进一步推动了在信仰的精神世界里父亲权威的衰落。这一点在祖先崇拜的变化上反映得最为明显。

仔细观察下岬人口的变化就能发现，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不少人改变了生育观，还有些人做出了调整。结果，一种新的生育文化正在出现。到二十世纪末，国家强制推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已经开始在一些家庭便为自觉的生育计划。

通过对各个家庭的调查以及同个人的访谈，我发现一对夫妇是否选择只要一个孩子，与妻子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有密切关系的。

但是，在认真听过他们的说法之后，我意识到他们真正要说的，在改革之后，妇女对家庭的贡献更大，所以妻子自然就当起家来了。……有三个男人分别私下承认，女人确实能单独养家糊口，但男人就做不到。他们都指出，一个家没有女人就根本不像家。 在90年代，夫妻关系的各个主要方面都有新的定位：双方关系更亲密，感情更好，男人承认女人对家庭经济极其重要的贡献以及妻子当家的权利，家庭暴力大为减少，许多丈夫愿意分担家务。

空间关系格局变化的另一方面是妇女和青少年获得了更多的私人空间与空间使用的权利，这与老年人的丧失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了90年代，晚饭后全家人随意围坐观看电视已经成为每日的功课，而最好的座位总是被小孩子和青年人先占去。偶尔会有老年人抱怨现在的年轻人“没大没小，得哪儿坐哪儿”，但是根本无人理会。

为什么下岬村民会在对隐私权这新观念一无所知的情形下便在实践中追求家庭生活的隐私保护和私人空间呢？答案可能在于“规矩”“有里有外”这些本土文化概念中。……这里，我们只需注意到中国上层社会的家庭从来都享受某种形式的隐私保护，对所谓的“侯门深似海”，就能看出官宦人家的私宅与公共社区之间是有着地理和社会的距离。 Bray认为，中国的住宅是社会和国家的延续，而不像西方那样是个与国家和社会分开的私人空间。

总体说来，关于中国家庭，目前存在着三种理论模式。第一种是西方社会学者提出的经济家庭模式。第一种模式认为中国家庭是一种经济合作组织，家庭成员有共同的收支计划、共同财产、共同的家庭经济。个人收入必须统统归入家庭。 第二种也许可以被称作政治家庭模式。家庭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及权力之争。 第三种主要是由中国学者所提出的文化家庭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传统价值特别是儒家伦理对家庭生活的深远影响。

我们了解到的家庭，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制度，而不是个人的生活场所；我们所知道的家庭演进，更多的是制度性的变迁，而不是家庭生活的变化；我们所看到的家庭模式，更多反映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

80年代以后，国家减少了对人民私人生活的干预，同时国家的突然撤出也留下了巨大的社会与道德真空。也正是这种情况下，个人在一些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而道德真空也很快被铺天盖地的消费主义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实用价值观所填补。

虽然父权还存在，但青年人在择偶方面的自主权是1949年以来最明显、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他们认为，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不在于1950年的新婚姻法与政府推动的家庭改革，而在于新出现的社会空间，这样的空间使得青年男女能够有机会相处。

彩礼本来是长辈给后辈的礼物，现在它却变成父母在世时便开始被瓜分的家产。这是家庭财产分割中最重要的新变化。

集体化与其他社会主义实践使得家庭不再担当过去的许多社会功能。结果是，中国农村的家庭本身被私人化并且不再主导社会生活。这种倾向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依然持续，因为非集体化只不过是回过头来推行家庭农业，却没有复兴原先的家庭式生活。 脚注：正如Martin Whyte (1992: 320) 指出的那样，今日中国农村家庭生活中的许多变化其实并非始自于经济改革，所以我们不应该将集体化时期与后集体化时期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