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对功臣们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让宽容，原因是朱元璋对文臣和武将的态度、判断上都有很大区别。在他眼里，文官这类东西，比如韭菜，割不胜割，毫不值钱。不管怎么杀，都会有大批新的送上门来。但武将则不是这样。一个好的将领，是要在大阵仗中磨练出来的，可遇而不可求。他们都是大明帝国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杀掉一个少一个。事实上，在大明开国之后，几乎无年不用兵，离了他们，他根本无法继续自己的正常统治。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美]查尔斯·威尔伯)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们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漆。而财富则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意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从小到大，重八没穿过新衣服，没踩过新鞋。大人出去干活时，就拿一条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由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刚刚懂事，朱重八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大哈欠才叫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他，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那个孩子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中国历朝农民是被无数条绳索姥姥捆缚在土地上的。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民约的不断教化，以及除土地之外没有谋生的空间，逼得农民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而历朝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使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神鬼，他们什么都怕。他们没有进去精神，总是被动承受命运。

中华民族似乎不是一个超群智慧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人才辈出，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没有取得过多少拿得出手的成绩。中国的自然科学成就知识工匠们在千百年的劳作中偶然发现的积累，社会科学亦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语录式的片断式灵感火花。 中国人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捉摸人”上。《老子》、《论语》、《菜根谭》、《增广贤文》、《厚黑学》，林林总总，无非是讲如何与人相处。

毛泽东说：“有了枪又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在现代社会，任何集体的伦理目标，无论在他们看来何等高尚，都不能强令个人尊奉。这不但是因为个人天生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且因为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所必需。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强大的统一传统，正是中国人不善合作的结果。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强力确立尊卑秩序，也就是说，要通过暴力在群体之内形成的是压制与服从的关系。一个超大群体的构成，首要的条件是出现一个超级强硬的权威。而维持群体的稳定，则必须有效地消灭对权威的挑战。

如果把起义简单地等同于革命，我们几乎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关心政治的农民。 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会不公平的一个群体。 这样的人群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来选择起义，解释只能有一个：走投无路。

然而，极端能忍耐与极端的非理性暴力，正是一个扭曲人格的相辅相成的两面。在他们顺从的表情下，仇恨和恶毒早已日积月累成深潭。现在，所有的绳子都戛然而断，被压制在人性最深层的险恶、野蛮以及报复欲望倾巢而出。 秩序现在得为自己的僵化付出代价，这个世界上最保守理智的帝国每几百年就要发疯一次，以抒解自己长年累月的压抑。历史用这样残酷的方式给了他们“公平”，完成了他们的心里舒张。然而，在这短暂的爆发之后，等待他们的，是又一轮几百年漫长的禁锢和心理摧残。

懦弱不再是生存的法宝，善良成了悲剧的理由。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 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 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这就是东方集权体制的威力。这个体制的特点就是没有对最高权力的制约机制，因而会把一个人的英明放大为全体的胜利，把一个人的疯狂放大为全体的罪恶。

在海瑞的身体里，在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体里，总是汹涌着激进主义的热血。他们总是认为，有那么一种终极真理，可以解释整个宇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你找到了这种真理，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就可以粉碎一个旧世界，换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那么唯我正确，总是那么激烈绝对，总是那么一步不退，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而他们的失败，也总是脆败。

当“知识分子”以普遍化的良心与理性代言人身份出现以来，他们是否真的就推动了时代前进？一个不容易忽视的事实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教育体系扩张，原本散在民间以先民立命的“知识分子”开始被体制所收编。“良心知识分子”开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识分子”则在专业化的名目下，成为新的主流”。

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困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力，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而财富则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帝国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帝国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作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那个提倡兼爱的墨子，比任何人都崇尚思想一致。他的政治原则是“尚同”。墨子及其门徒结成一个组织严密、能够进行政治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该团体的首领叫“钜子”，墨子为第一任钜子，他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绝对权威。该团体的组织原则是同意意志、同意行动和绝对服从，主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一旦拥有了权利，就亟不可待地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安置私人，挟嫌报复，遥在最短的时间内唯自己赚足利息。至于国势如何衰微，政局如何混乱，那就与其全无关了。

对农民起义军的军纪作风，其实不能苛求。这些好汉们拿起刀枪前，手里握的是锄头。他们文化素质低下，聚集在起义的大旗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为了什么“纲领”，而仅仅是因为饥饿。很难想象，仅仅因为握住了武器，他们就会从“愚昧狭隘”的中国农民瞬间化蛹为蝶成“革命战士”。

专制权利发展的规律只能是越来越贪婪。尤其是每当一个王朝进入它的中后期，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官僚队伍总是要像肿瘤一般进入无法抑制的膨胀阶段。与此同时，人口越来越多，人均占有资源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线下。饿殍遍地，鬻儿卖女，是每一个王朝末期必然出现的悲惨景象。

所有的绳索都戛然而断，被压制在人性最深层的险恶、野蛮以及报复欲望倾巢而出。于是，他们的刀锋自然首先指向了那些盘踞在自己头上的吸血集团。在失去理智的那一刻，这个世界上最驯良的人种就变成了最凶恶的一群。秩序现在得唯自己的僵化付出代价，这个世界上最保守理智的国家每几百年就要发疯一次，以纾解自己长年累月的压抑。历史用这样残酷的方式给了他们“公平”，完成了他们的心理舒张。然而，在这短暂的爆发之后，等待他们的，是又一轮几百年漫长的禁锢和心理摧残。

底层文化中的第一缺失，就是人道精神的缺失。在正统文化中，“人命”起码从理论上，在表面上，是天地间最贵重的是事物。

这就是东方集权体制的为例。这个体制的特点就是没有对最高权利的制约机制，因而会把一个人的英明放大为全体的胜利，把一个人的疯狂放大为全体的罪恶。

长久被自然、宗教、政权和意识形态捆缚，农民们失去了自我意识。农民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题意识都处于沉睡的状态，他们即使团结起来，也只能成为别人的工具。

放眼四望，所见到的世界缺失清晰、兼顾、完整的。那是约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们心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来有源，去有迹，结构严谨，雄伟壮丽，一目了然。这个世界由儒家的伦理纲常所支撑，几千年来不断有智者为其修补加固，使其成为一处绝好的精神家园。每个人一出生就已被规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个灵魂都可以在这个宏大坚固的庇护下安全而慵懒地憩息。这些灵魂都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刀剑相逼，不会另寻他路。 在这个世界里，生命并不属于自己。

归结几千年来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们的社会理想，无非以下几点： 第一，在他们的理想社会里，必须有一个严厉、公正、说一不二的明君，高高在上，杀伐决断，慷慨地向农民身上泼洒阳光雨露。 第二，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平均＂是农民最大的理想。 第三，作为平均主义的补充，这个社会又应该等级鲜明。

海瑞的政治倾向，应该是极端保守主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称为极端激进主义。 在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体里，总是汹涌着激进主义的热血。

淮河是一条有名的海河。竺可桢教授曾根据大量史料，整理出上自成汤，下迄光绪各朝代、各地区的水旱灾害年数，发现淮河流域是我国旱涝灾害发生最多的地区之一。

农民较少有机会锻炼归类、抽象、推理这些较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在他们的头脑里，世界是以实实在在的实物方式存在的，是山、河、土地、树木、庄稼、猪、牛、羊、鸡这些事物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