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厄夫人自传

这个世界是严酷、自私和现实的，对小国家的苦难麻木不仁。即使是最开明的政府，即使是正派的人所领导的民主国家，也不太关心国际关系中的正义问题。当大国向讹诈屈服，许多决定是在大国强权政治的基础上做出的时候，不能一直指望我们去听从他们的指教，因此我们必须有能力和勇气继续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去观察事物，并根据我们为求得自我生存的最基本直觉去做事。所以对那些询问“前途如何？”的人，我还是只有一个回答：我相信我们会与我们的邻国和平相处，可我确信，没人会与一个软弱的以色列和平相处。如果以色列不够强盛，就不会有和平。

我在第四大街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要比分数和拼写多得多，于是我决定告诉那些神情专注的学生——与我一样，他们也是出生在少数民族家庭，在生活中同样没有多少奢侈品（说得温和些）——什么是学习的要点。“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在你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决定长大以后要成为什么人，”我告诉他们，“更为重要的是，要决定你们今后生活的方式。如果你们对自己和对朋友都能够做到坦诚，如果你们能从事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有益的事业，那么，我认为已经足够了，你们将来会成为什么人只是一个机遇的问题。”

我自己对我出生的时代，从来没有哪怕是一分钟的怀恋之情，虽然过去的一切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和我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包括犹太人，无论是谁无论在何地，都有权过上有意义、不受屈辱的生活。

鉴于此，我现在已经对犹太人如何在巴勒斯坦“窃取”阿拉伯人的土地听得有点厌烦了。事实情况完全不同，大量的钱在买卖中易手了，许多阿拉伯人成了巨富。当然，还有其他的组织和无数的个人，也购买了很多土地。但到了一九四七年，光是犹太民族基金会--几百万个塞满了硬币的“蓝色储蓄罐”--就拥有了巴勒斯坦所有犹太人土地的一半以上。所以，那种诽谤就不攻自破了。

他挂好帽子、坐下来，轻松活泼地对他的秘书说：“请做好记录。没有打字机？这不要紧。手写记录吧。准备好了吗？四岁至十八岁的所有以色列孩子，都要接受最高质量的免费教育。”当秘书说，这也许要等一段日子才能实施，因为这个国家成立才刚刚一天时间，夏扎尔狠狠地说：“关于教育的事情，别与我争论。这是我作为教育部长的第一道命令。”事实说，他是说到做到的，此后他很快就颁布了以色列的教育法。

在三十年代，我时刻都希望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最终会作为犹太人家园的平等公民与我们和睦相处，正如我一直希望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也会被允许和睦、平等地居住在那里。

吴努第一次访问以色列的时候，本—古里安驾车载着他穿越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那条道路两旁的小树林那是我们特别引以为傲的，因为我们尽了极大的努力才在那里的岩石地带栽上树木，搞成了绿化。吴努则似乎很担心。“你们千万要当心，”他告诉本—古里安，“在我看来，那些树木是会长大的”当然，他的意思是别让植被疯长。他不能想象，对我们来说，每一棵树都像珍珠一样宝贵。

在我提到中国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个现了两个画面。第一个是我曾经捡起一枚中国—这个距我们如此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制造的地雷。这地雷结束了以色列边境定居点一个六岁女孩孩的生命。我站在小棺材旁边，周围是正在哭泣和愤怒的亲属“中国究竟为什么要反对我们？”我一直在这么想，“他们甚至不认识我们”

“我对老母亲解释说我要忙碌一个星期，陪同一位来自耶路撒冷的客人。我母亲只是盯着我，过了一会儿才说话：’你难道不知道吗？人间是没有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耶路撒冷只有天上才有。‘”

宗教问题，我指的是宗教党派的行事方式，在整个一九五○年代不时地爆发出来。我们决心，只要能避免，就尽量不卷入与宗教团体的公开冲突，因为我们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不想再惹上这种特别头疼的事情。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轰动事件时有发生，引起了内阁危机。可以说，在犹太国家没有一个能够避开宗教的途径。宗教问题当时在折磨着我们，现在还在某种程度上折磨着我们。

但埃及根本就没有战争的目的—除了掠夺和摧毁犹太人建立起来的一切。事实上，我一直感到不解，为什么阿拉伯国家那么热衷于跟我们打仗。几乎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最初定居直至现在，他们出于对我们的仇恨而耗尽了一切。唯一可能的解释—其实是一个可笑的解释—是他们不能容忍我们的出现或原谅我们的存在。我很难相信，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的想法怎么会一直是那样无可救药的幼稚

但折衷方案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的。宗教党派团体发言人拉比费舍曼·迈蒙声称，对上帝的提及不能含糊其辞，只有在“以色列磐石”后面加上“及其救世主”这些词语后他才会同意。而工党左翼领导人艾伦·基斯林的反对意见也同样坚定：“我是不信仰上帝的，不管用什么形式提及，我都不会签字”

所以根据这个乐观的观点，最后的决定做出了。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希伯来历法五七○八年八月五日），将建立起犹太国家，其人口是六十五万。在其诞生时的生存机会，取决于伊舒夫能否抵挡住由一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支持的五支阿拉伯正规军的武装进攻。

你们为什么这么急于宣布建国呢？”他问我，“有什么可急的？你们太没有耐心了！”我告诉他，我认为不能把一个已经等待了两千年的民族说成是“急于”。他似乎接受了我的观点。

在—九五—年阿卜杜拉被他的阿拉伯敌人（很可能是穆夫提的手下）在耶路撒冷暗杀杀后很久依然然是保密的—但时至今日，还是没人知道关于会谈的谣传与他的死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暗杀是阿拉伯国家的地方病，许多阿拉伯的统治者学到的第一堂课，是保密与长寿的关系。阿卜杜拉遭暗杀，给后来的阿拉伯领导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记得纳赛尔有一次对我们派去开罗的一位中间人说：“如果本―古里安来开罗与我会谈，他回去时将作为英雄凯旋。如果我去他那里会谈，我回来时会被杀害”我想，现在的情况恐怕还是那样。

当战争于一九三九年九月爆发的时候，本—古里安已经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们要与希特勒作战，就当白皮书不存在；还要与白皮书作战，就当希特勒不存在。

而弗雷德在我们相识的几个小时之内就向我明确表示，他不赞成所有的民族主义，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义是一个极为反动的运动。

在我父母的家里结婚了。婚礼前我与母亲发生了一场漫长而又激烈的争论。我们打算举行一场非宗教的婚礼，不请客人，不讲排场。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传统，但不为礼仪所束缚。我们不喜欢也不需要宗教的仪式。但母亲明确告诉我说，世俗的婚礼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将不得不马上离开密尔沃基，如果我不按传统仪式结婚，那么我将使全家人丢脸，更不用说使犹太人民丢脸。再说，这对我们会有伤害吗？于是，我和莫里斯让步了。说实在的，在新娘的华盖下度过十五分钟的时间会伤害我们，或者我们的原则吗？

你似乎是一个相当热情的民族主义者，对此我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遗憾。我对这个是完全被动的，虽然我完全赞成你的活动如同我赞赏所有致力于帮助受苦受难民族的人们那样。前几天，我接到了一份通知，要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但由于我对犹太人是在俄国还是在圣地受难的问题并不特别关心，我没有去......

这一次，阿拉伯人必须来见我们，不但是在战场上，而且还要在谈判桌旁.....多年来我们不仅看到我们的年轻人被杀，而且一直忍受着一种几乎不可置信的怪象：阿拉伯国家只有在他们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企图消灭它的时候才准备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

后来，我时常在想，我们是怎么度过那些年月而没有垮掉？也许体格和情感的耐力基本上是一个习惯问题，不管我们缺少什么，我们不会缺少在危机时期考验我们的机会。…………我学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一个人每天都要强迫自己超越一点昨天的耐力极限。

一九六〇年，当我站在联合国安理会前，回答阿根廷政府对以色列关于非法劫持的指控时（艾希曼是在那里被以色列志愿者抓走的），我努力解释至少这次审判对犹太人的意义。……使我感到悲伤的是，至今还有人不明白，我们决心这样活着和行动动，是为了使那些在毒气室里被杀的犹太人成为不能采取自卫而死去的最后一批犹太人。正是因为这些人不理解或不能理解这个，他们也永远不会理解我们的“固执”。

第一个登陆以色列国的合法移民，是一位疲惫的衣衫褴褛的老人，名叫塞缪尔•布兰德，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他的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兹授予其在以色列定居的权利。”这上面盖着囯家移民局的印章，是我们签发的第一份签证。

埃纠维昂大会除了华丽的辞藻，什么成果也没有，但我在离开之前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至少记者愿意听听我要说说些什么，而且通过他们，可以把我们的呼声传达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再次努力引起世人的关注。“我在死去之前，只希望看到一件事情”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那就是我们的人民再也不需要同情的词句了。

在莫斯科的七个月任期中，我返回过以色列色列两次每—次，我都感觉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从一片充满了怀疑国土，来到了一个；疑、敌意和淡漠的广袤寒冷的温暖的小地方，虽然仍在打仗，面临巨大艰难但却是一个开放、民主，并充并充满了希望的国度。

虽然我们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却根本不想与我们建交；

当然，我们也邀请请中国人组团来访问我们。但对于我们的邀请，他们甚至连个答复都没有在那年晚些时候的万隆会议上，中国与埃及开始了对话，其结果是中国人对西奈战役的强烈反响，最后中国公开表示支持阿拉伯的反以活动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完全投入了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战争，阿拉法特先生及其同志们经常得到北京的支持，虽然我个人从来没有搞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是想再推迟几天提出停火的，这样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将会输得更惨更彻底，在十月二十一日，我们有所有的理由相信，再给一点点时间，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伊斯梅利亚北方，我们正在进逼埃及第二军。在苏伊士南方，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埃及第三军的包围。

他对我说，“我到过戈兰高地，但在那里我没看到什么阿尔卑斯山”但如同他的一贯做法他善于专心倾听，亲自了解地形地貌的每·个细节，在他认为我们说的有道理时他就准备花几天时间去说服阿萨德，叙利亚人必须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最后，他们确实让步了但基辛格—直在来回奔波，好像他从来不知道“疲惫”这个词似的。

我自己对我出生的时代，从来没有过哪怕是一分钟的怀恋之情，虽然过去的一切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和我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包括犹太人，无论是谁无论在何地，都有权过上有意义、不受屈辱的生活。我时常给我的孩子讲述，最近更多的是给我的孙辈讲述，我所依稀记得的东欧犹太人村庄的生活。使我十分高兴的是，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堂历史课，是关于他们遗产中一个极为重要部分的极为重要的一课，但他们并不能够由此真正辨明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与过去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