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中国的方法

《白狗秋千架》原可仿照鲁迅、沈从文等人返乡小说的前例，来上个凄凉无奈的告别故乡的结局。然而当我们的叙述者草草再奔上离乡之路时，瞎了一眼的当年女伴赫然杀出。 当代文学里再没有比这场狭路相逢的好戏更露骨地亵渎传统原乡情怀，或更不留情地暴露原乡作品中时空错乱的症结。莫言笔下的独眼女子要以肉体片刻的欢愉，跨越时间的障碍，实践她心目中的乡愁欲望，而这一深具嘉年华意义的举动，实亦质疑原乡作者种种颦眉蹙首的“回忆”“述写”姿态

以流行的女性主义词汇来说，女作家的恐怖故事可以看做是女性探讨自身意识的表征。不论是张爱玲或是瑞德克里夫，故事的进行内景均多于外景。远离光天化日，僻寂幽静的深宅大院或是巨厦古堡，正是传统（中上阶层？）女性的活动范畴，也是其生活资源及想象力的最终归宿。再说得玄一点儿，女作家可能将古屋古堡作为投射或转移对性、婚姻及死亡等欲望或恐惧的场合。它权充女性逃避外界旷场威胁（agoraphobia）的安身之地，但也同时是其身心遭受禁锢封锁（claustrophobia）的幽闭象征。

西方的冲击并不“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才是我们定义“现代性”的重心。

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英雄美人原来还是得从穿衣吃饭作起，市井恩怨其实何曾小于感时忧国？梁启超与鲁迅一辈曾希望借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拯救中国。我却以为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而这中国如何虚构，却与中国现实的如何实践，息息相关。

我所谓的晚清文学，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

公案小说的内容大抵描述当时社会日常发生的民刑事件，而以“摘奸发伏、洗雪冤枉”为高潮。

毕竟一文学作品的”写实“效果不但源于对外在事物的模拟，也有赖于自家文字媒介及叙述格式的操作排比。

以较专业化方式来说，晚清小说开拓了一模拟嘲弄（parody）的新境，对以往的政教章程、文学成规在模仿之余却又暗图瓦解讽笑，因此而造成读者进退两难，哭笑不得的地位，实应视为意料之中的阅读效果。

鲁迅当年营造的那个堕落的、颓废的鲁镇或绍兴，只能重做道德批判的布景；吉陵镇却在失去了礼教的凭依后，衍生出一颓废却自足的风貌，生生世世，成为原乡者的梦魇，这不能不视为李（永平）对原乡传统的重大“贡献”

原乡的观念或关系个人追本溯源的欲望、或牵扯宗族法统的感召、或表现地域山川的特质，可谓众说纷纭，各有道理

《海上花列传》之迥异于多数借道德之名以夸耀堕落之实的晚清狎邪小说，正在它试图以一种真正的对话方式，进行一场美德与诱惑的辩证。

俞（万春的《荡寇志》）以封建忠义思想为经、道教修炼飞升之术为纬，所编织出的宇宙观终于涵摄了他借科学器械所铺展的新知识论。古中国的一切就像那个乾元宝镜一般，博大精深，吃定了各种西洋算学器械的小道。这样的思维模式在太平天国后更成为了主流，上焉者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器二元说，下焉者则预示了“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式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