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光明的一面，都是消极的，例如：在此城内，不许有偶像的崇拜，不许有娼妓，不许有赌博，也不许有其他不道德的事情。…但一到了宗教的观点上，以双其他政治与民事的污点上，其黑暗的景况，使得我心中异常苦恼，立刻要离开他们。

梁启超有点道理。 面论之，部人虽无似，亦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未尝不热心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即自变其说，至今日而此种思想婚结胸中，每常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荷使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其此二者决不能相容，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之共和，不完全之共和则必至于亡国，故两者比較吾宁含垢忍辱，而必不愿为亡祖国之人也。 （见《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 这是他劝k

从唐绍仪内阁到赵秉钧内阁，这种约法上的工具全成废物。所以成为废物的缘故，就是因为法律制度的背后没有民众拥护的力量；民众并不知道这种法律制度是他们的生命所托，应该出力维护的。

乾隆帝虽意气盛旺，自负心极强，诸事不欲落人后，但实际所见不远，还不及康熙帝的通达，只知道防止汉民族的活动，不知启导民智。我们看马甘尼所述，便知道当清代文教极盛的朝廷已为西方人所轻视了。

是总督还兼一个右督御史衔，巡抚还兼一个右副都御史衔，都有单独的参劾权及上奏权；总督固然可以参劾巡抚，巡抚也可以参劾在他上面的总督；他们是地方的行政长官，也都是全体政务的监察官；督、抚意见不合时，也和六部的尚书和侍郎一样，除了相互奏请皇帝裁决以外，别无办法。所以在形式上督、抚仿佛有上下从属的关系，实际上还只有皇帝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人。

为什么越禁越多呢？其原因就是在未禁止输入以前，输入必报关纳税，虽然税吏也免不了额外苛索与贿赂，正当的税款还是国家的；自成为禁品以后，大小官吏通同结合（仅有皇帝不知道，总督或者间有不知道的），一手拿禁谕，一手拿钱袋，和商人联为一气，不惟暗中保护，藉分余润，甚至于作合股的买卖，把经营的命脉都操在官吏的手中。货物受授的地点虽然再三向广州以外移转，货物的销畅比前更无阻滞，甚至于用公家的船替商人分运。如此，安得不越禁越发达呢！这种情形，除了皇帝及特别清廉的总督以外，大概都知道的。

由团练变为湘军，就是清廷的兵权移入汉人手中的起点

英法联军退去北京后，俄公使借口调停和议，有功于清廷，乘机索割乌苏里江以东之地，清廷竟与定约，将乌苏里江以东滨海的一大块国土让与俄国。此次战争的结果，除丧地赔款不计外，中国国权最大的损害就是内河航行权、最惠国的条款及领事裁判权、协定税则的确定。后来外国对于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实质，皆于此次交涉造成。

所谓“溥”字辈者，在爱新觉罗氏的世系，为同治帝以下之一辈（同治帝为“载”字辈），若立“溥”字辈人继统，则为同治帝立嗣，同治帝后将为太后，而两太后将为太皇太后，不得再有垂帘听政之权；若立“载”字辈中年长的人继统，两太后也不便再行垂帘。奕譞的长子便是光绪帝载湉，他的母亲是西太后的姊妹，所以西太后说是至亲；用他来接承咸丰帝统，两太后依然是太后，依然可以把持政权，所以西太后不用“溥”字辈人。那些宗室亲王慑于西太后的淫威，没有人敢反对，于是在清室的皇位继承法中又开一个传弟不传子的新例，而载湉堕入苦海。

前此肃顺当权时，疏请太后临朝的，说是怕威柄下移；现在一班亲王大臣们眼睁睁地望着威柄移于阉宦，除了阿附以外，别无办法。于此可见满清皇族及在廷各大僚中，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换言之，满清朝廷已成了一个空空洞洞、没有实力的朝廷。

但是我们要知道，李鸿章虽然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他还知道一点洋务；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士大夫阶级，连他所知道这一点洋务都根本地不承认。假使李氏再把西法模仿的范围扩大，他必定受人攻击得更利害，甚至于连地位都保不住。

李鸿章在当时的士大夫中还是一个有特别见解的人物；他知道此时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而一般士大夫还是睡在梦里，口喊要攘夷，要驱逐洋人出境，不许学洋文、读洋书。外国人修成了的一段淞沪铁路，迫着政府出钱购回，把它拆毁，连铁轨都要丢到海里去（此光绪初年事）。因为他们认为火车、轮船为世界上最不祥之物，是洋鬼子的奇技淫巧；若有人使用轮船、机器，便要激起士君子的义愤来。郭嵩焘因为喜谈洋务，劝人不要空口攘夷，被一班守道的文人学士攻击得不能容身；他出使英法，到了伦敦，还有人参劾他；回国时，至于不敢入京。

李鸿章等模仿西法的时代，正是世界帝国主义积极发展的时代（李鸿章于一八六五年开始模仿西法，至一八七〇年任直隶总督，这五六年间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可注意的时期。美国的南北战争于一八六六年告终，联邦政府的权力渐趋巩固集中；德意志与意大利的统一事业皆于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〇年间完成；法兰西于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后成立第三共和，政制确定，内乱归于静止，作成向外发展的基础；日本于一八六八年改元明治，迁都江户（即今之东京），德川幕府归政，藩制废除，开明治维新之基，采定开国进取的方针）

一般多数的士大夫阶级，精神本已倾于腐化，知识又极固陋，但是那种虚㤭之气却又高得不可当；一方面鄙夷西法，一方面凡遇对外问题发生，总是主张开战。清廷把这种虚㤭之气看作可靠的所谓“士气”，所谓“公论”。于是李鸿章等几个比较明白的人，一方面对外要应付侵略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对内要应付这种士气与公论，时常陷于极困难的苦境。结果，在此时期内，帝国主义者向中国的侵掠政策，无处不成功；中国“缮防固边”的政策，无处不失败。

新疆的地方原来就是汉代的西域，自汉代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以来，历朝都是用一种羁縻政策应付之，所谓“因俗施治”，未能与内地“一道同风”。清代对于该地的统治机关有将军，有都统，有参赞大臣，有办事大臣，有协办大臣，有领队大臣；职分互相等夷，复杂而无系统，彼此不相上下。就大体上说，都是统兵的军官，并且多出自宫廷禁卫的武员，对于民治吏事一切不懂。除了括取粮饷，用军队抑制变乱外，他们也没有要理民事的思想观念。朝廷也没有要开化边地的意思，一切皆放任，听其自然；民族又极复杂，所以最易发生变乱，一有变乱，便蔓延不易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