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现实

义和团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异数，而是孳生于其根深蒂固之处，代表着它最隐秘同时也是最极致的一面。这一文化系统早就孕育着义和团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是它的最高表现形式。

无论如何，义和团是给身处底层的民众提供了一次使自己突然变得伟大的机会，这恐怕也是义和团如此具有号召力的原因。

一夜，户户高悬红灯，迎红灯照仙姑也。拳令甫下，随又令曰，高悬红灯，有碍仙姑云路。城内外万矩高张，倏忽如万星之齐落。少许又喧呼曰，适言红灯宜低者，乃奸细也，仍宜高挂以助神威。乃户户又高举如故。

文化批评并不取代历史评价，甚至不影响历史评价；但反过来说，文化批评也不应为历史评价所左右。这里用得上的关联词也许是“尽管……然而……”，而不一定是“不但……而且……”。文化批评与历史批评的着眼点有所区别，也不具有同一目的，然而与其说它们是在不同方向，不如说是在不同层次——如果持此眼光，彼此就不会抵牾，抑或还能相互补充。

这几年逐渐形成一种与思想和文章有关的看法，即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轻易接受前提者，往往认为别人也该接受这一前提；轻易规定前提者，原本接受的就是别人的前提，所以两者是一码事。我希望自己能够避免这个毛病。

我们可以参考别人的方法，却不能沿袭别人的结论，尤其不能把别人的结论当作自己研究的前提，——否则的话，研究也就不成其为研究了。

迄今为止，所有文本的历史其实都是意义的历史，然而意义的历史未必能够还原为事实的历史。因为意义多半是后人赋予的，当事人则别有动机，或者说别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他们并不曾按照后人赋予的那些意义行事。这样就有后人和当事人两个视点，从不同视点出发，可以写出不同的著作，其一涉及评价，其一关乎理解。我想干的是后面一件事情，因为对当时各类人的想法和心态更为关心。

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就在于它已经不再是现实。 “……神奇是现实突变的产物（即奇迹），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现实的丰富性进行非凡的和别具匠心的揭示，是对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这种神奇的现实的发现给人一种达到极点的强烈精神兴奋。然而，这种现实的产生首先需要一种信仰。”

愚蠢可以成为一个人唯一的恶劣品质。换句话说，愚蠢作为一种道德缺陷，并不一定需要伴随着其它道德缺陷，相反以此作为基本底色，愚蠢可以容纳各种美德，例如执着，忠诚，勤勉，清廉，甚至将个人生死完全置之度外，然而这些都不过是愚蠢的促进力量，使得这个人一直愚蠢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刚毅与毓贤、载勋都是真诚的，这正是他们、朝廷乃至当时整个国家最具悲剧性的地方。只有真诚才会不顾一切，也只有真诚才足以毁灭一切。真诚的愚蠢仅仅是愚蠢，而且是最愚蠢的愚蠢。生死

此外须得说明一句，书里讲到义和团之为“神奇的现实”，很大程度上是在想象层面展开，其实还是隔教之言。因为按照卡彭铁尔的本意，“神奇的现实”并非想象的产物，在某些人眼里它就是现实本身。亚历克西斯·马尔克斯·罗德里格斯在《澄清有关阿莱霍·卡彭铁尔的两个问题》一文中谈及“神奇的现实”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区别，也曾指出：“在魔幻现实主义中，魔幻在于艺术家；而在‘神奇的现实’中，神奇却在于现实。……前者倾向于想象，而后者却维持在现实的范围之内。”

书却不是白看。行前，止庵塞给我看第一章和后记，嘱我写一点文字，充作序。当时漫加响应。无名，无文，从不曾有人要我作序，这回也只当说说开心。但止庵是个认真之人，来后，他即辗转催问，还借助电子邮件，撒来全部文稿，让我“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虽然只许下半个诺，到此已无计推托。只得想想，写写，敷衍成文，所谓“且战且走”。所写的，也不是批评文字，因为那并非我能力所及。

与止庵的交往，缘于书。最初有人给我看《樗下随笔》一书的手稿，读罢，不禁惊异，何以文字如此沉稳，不似坊间时文那般花团锦簇，竟是有意洗尽铅华。由文而人，结识了当时守着一棵臭椿树、在窗下写书的止庵，从此时有过从。 止庵藏书，我亦有同好，彼此就多了一重话题。然而我之藏书，终不能免俗，买过，翻过，插架了事，“贩掠”而已。止庵用力却勤，如他所说的“瓜蔓抄”，由此及彼，直溯本源，见识就广大。明末王季重、近人顾随，都是浅学如我，闻所未闻，而由他介绍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