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发微

奉邑获得者的奉邑所在地，一般在其所管辖地区之内，而且随着奉邑获得者任职地区的变化而改变其所属地区。 孙皎、孙河等人之所以能在奉邑内“自置长吏”，确是对孙氏宗族的特殊优待，并非普遍情况。 奉邑制度，就是孙吴初年实行的一种特殊的官吏俸禄制度，也就是随官以给奉邑，就地征收租赋以为俸禄的制度。

奉邑制度的结束与封爵食邑制的实行，在时间界限上如此前后相承，这就反映出孙吴的奉邑制，到孙权称王并改元黄武以后，已经正式为封爵食邑制所取代了。然则奉邑制只是孙吴称王建国之前的权宜制度，自此之后，就让位给正式的封爵食邑制与官吏俸禄制度了。

洛阳典农不仅长期有民屯存在，而且洛阳的典农中郎将在曹魏后期的政治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氏之所以牢牢控制这一职位，就在于它可以保证洛阳驻军的军粮需要和补充兵源。

魏末淮南淮北地区的屡行反叛，邓艾之所招致反叛之嫌和钟会之据蜀以反，都与以将军主管军屯又兼及民事之制有关。

以冉闵、李农为首的冉魏政权，在反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民族奴役政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基本上摧毁了以“六夷”豪酋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反动的民族统治的体系与制度，为（后来的）民族融合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不论秦和汉，自由民身份的工匠是主要的，奴隶与刑徒虽然数量也不少，毕竟不是主要的。到了魏晋时期，由于自然经济成分的增长和工商业的衰落，官府对百工的控制严格了。“佃客”和“部曲”制这种作为加深对封建依附性农民控制的制度，也影响到官府对“百工”控制的加强，使“百工”的地位和身份日趋下降，人身自由也减少了。特别是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随着少数民族统治者把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带到中原地区而来的，是使“百工”身份的进一步下降和以刑徒、奴隶从事百工之役的情况更多起来了。

（北魏均田令规定实质上是）奴与婢可以同“良人”一样每人分别获得露田四十亩或二十亩。既然奴婢也连同他们的人身也属于其主人所有，则奴婢受田，实际上等于是其主人可以获得多于其他人的土地量。······作为私有土地的“桑田”，男奴隶也同“良丁”一样授与，也是人各二十亩。奴隶是没有私有财产的，那么奴隶所受的“桑田”自然都归其主人所有。北魏前期既然给拓跋贵族赏赐了大量的奴婢，则奴婢可以同“良人”一样获得桑田与露田的规定，显然是为了照顾拓跋奴隶主贵族的立法，其目的在于使奴隶主尽快转化为地主。

所谓回授制度，即宫府把授予某一官吏、将领的部分封爵或食邑、在其本人请求下，再一次通过官府的封赏而转授给同一官吏、将领的妻妾或子女的制度。它与子弟袭爵的情况不同，袭爵之事，只限于其长子，而且发生于受爵者已死之后；而回授其封爵之事、往往发生于受封者去世之前，回授的对象为除长子之外的其他亲属，本质上是对受封者的多种封爵根据他们本身的意愿实行再分配的一种制度。其目的在于提高多种爵位受封者的亲属的政治地位与食邑的经济实惠，藉以巩固其家族成员的群体利益。

只有以山东、河北地区为势力范围的封建割据势力存在，才会产生以邺城为国都的政治需要。

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的影响： 1、促进了南朝兵兵户制的瓦解与募兵制、私兵制的兴起； 2、推动了南朝的奴隶解放与阶级关系变动； 3、造成了南朝后期统治集团士庶阶层与族群属性的变动； 4、促进了北强南弱形势的彻底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