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

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它并不需要动用暴力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甚至实现依靠暴力无法实现的目的。唯其如此，社会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方式，才终究要从使用武力（典型暴力）走向使用运作成本较低的权力。而且，正因为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所以，在帝国时代的所谓“承平时期”，就会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情调和安定祥和的氛围。

冶炼、制盐和铸钱，是当时的三大暴利行业。

汉武帝和他的先辈们在打击民间资本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解除民间武装

帝国是典型的权力社会，而权力社会是从武力社会过渡而来的。

董仲舒与汉武帝一拍即合，却因于一个更重要的共识，那就是：统一的帝国应该有统一的思想。

儒家思想是一种蕴含着社会理想的政治伦理哲学。按照儒家的学说，理想的社会应该既有秩序又很和谐，既有等级又有诗意。这其实也是帝国的理想—— 天下一统，井然有序，安定祥和。当然，儒生可能更看重“仁爱礼让”的诗意，帝国则更看重“君君臣臣”的秩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把儒学当作旗帜和招牌。

正如顾颉刚先生《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所言：“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帝国制度靠独尊儒术得以延续，也将因罢黜百家而丧失活力。“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于右任语），诚哉斯言！只不过这笔账要到很久以后才会得到清算，而且得由大清帝国来埋单。

实际上，在一个“小国寡民”的社会里，人治未必就不好。只要那人是“治人”，效果可能比法治还好得多。 帝国时代却不能再靠人治，因为帝国是完全的、成熟的国家形式。国家与氏族有三点不同。第一，氏族按照血缘来划分族民，国家按照地区来划分国民。第二，氏族靠个人魅力和威望来管理社会，国家则靠公共权力。第三，氏族处理事务、平息纠纷的依据是风俗习惯，国家的依据则是法律。这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告诉我们的。

现在，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已经无可挽回地堕落，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高扬道德的旗帜。更何况，周夺殷人之天下，不标榜自己有德，不鼓吹上天“唯德是辅”，就没有办法维护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就是“德治制度”诞生的原因。

在“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后面，还应该加上一句“失礼而后法”。而这时，也正好是帝国的前夜。

德治和礼治原本就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德治强调的是道德的自觉性，礼治则更注重礼仪、制度和外在的行为规范。显然，礼治比德治更有可操作性，也更具有表面性。因此，在德治时代后期，人们勉强维持的，也不是“德”，而是“礼”。就连孔子，也认为如果实在保不住道德，能保住礼仪也不错。

对于他们来说，是用“法”来治国，还是用“礼”来治国，本质上都一样，都不过“圣君之实用也”，只看哪个用得顺手。经过比较，发现还是礼治好用。因为“礼”的核心，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而帝国要求的秩序，也正是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别内外就辨华夷，定亲疏就爱家人，序长幼就孝，明贵贱就忠。

正如周公旦把道德变成了伦理，汉武帝也把伦理变成了政治。

唐律更是以重教化、重公权、重等级、重伦理而著称，即不但是“以道德代法制”，而且是“以伦理代道德”。

唐律更是以重教化、重公权、重等级、重伦理而著称，即不但是“以道德代法制”，而且是“以伦理代道德”。所以，正如帝国之法非法，帝国之德也无德。帝国的法律并不是法律，而是规矩，也叫法度、法纪。帝国的道德也不是道德，而是伦理，也叫伦常、纲常。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帝国的制度是“伦理治国”。

伦理治国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小人服从大人，女人服从男人，民间服从官方，全国服从皇帝。

波里得斯（公民）是一些有着个人私有财产，因而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

和世界各民族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经历了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部落国家的过程。

和世界各民族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经历了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部落国家的过程。传说中的女娲，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时代；伏羲，就是父系氏族社会的时代；炎、黄，就是部落的时代；尧、舜、禹，就是部落联盟的时代；夏，就是部落国家的时代；商，就是部落国家联盟的时代；周，就是国家联盟的时代；秦汉以后，则进入统一国家时代。

小康时代从夏启开始，因为夏启是实行“世袭制”的第一人。所谓“世袭”，就是领导权或领导人的职务，由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人世代继承，因此不再是“天下为公”（传贤不传子），而是“天下为家”（传子不传贤）。与此同时，领导权也演变为统治权。这样一个变革发展到周，就形成了一种成熟的制度——“家天下制”。所谓“家天下”，不仅是“天下为家”，而且是“家为天下”。它包括“家国同源”、“家国同构”和“家国同体”三个内容。也就是说，国由家发展而成，国与家同一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

周人的贡献，就是确立了“家天下制”，并为之配套。用什么配套呢？封建制与宗法制。

创业为祖，继祖为宗。所以，后来帝国时代的开国皇帝都叫“祖”，继位的皇帝则基本上叫“宗”（

礼教的内容无非劝农桑，重耕读，崇孝悌。因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他们凭什么要统一为这样庞大的帝国？帝国又凭什么来维系它的一统？现在我们知道，中华帝国靠的是文化，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化的中国。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风俗礼仪，共同的语言文字，再加上共同的思想观念，共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的中国，居然能长期维持大一统的秘密。

总之，独尊儒术以后，有学，有问，有习，无思。 ==========

问题并不在于这些刑法是何等地残忍，而在于社会对这种残忍的普遍认同。

帝国的政治既非人治，又非法治，还不当真是德治，那么，它又该是什么，能是什么？或者说，该怎样准确地表述和界定帝国的政治？ 也许，是“官治”。或者说，官僚政治。

这也正是帝国区别于邦国的紧要之处—— 邦国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帝国的政治是官僚政治。

如果说邦国建立之初的头等大事，是封国土，建诸侯，那么，帝国建立之初的头等大事，则是设郡县，命官员。

州县俸禄太低而权力过大，只是官员腐败的原因之一。它既不是腐败的全部原因，也不是腐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