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与文明

一种压抑性的本能组织是文明现实原则的一切历史形式的基础。 正因为所有文明都成了有组织的统治，历史的发展就具有了一种普遍的生物发展的庄严性和必然性。

“比起由声音引起的较高尚的快乐和最非肉体性的快乐、即对某种美丽的东西的视觉来，味觉和嗅觉的快乐就是极为肉欲的、身体的快乐。”嗅觉和味觉产生的仿佛是某种本身未升华的快乐（和未受压抑的厌恶）。它们不必借助于一般的、约定的意识、道德和审美形式，便可以直接地把个体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

儿童在其生命之初从抚养他的人的那里汲取的道德原则，反映了原始人的某些熟悉回归。 人格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的最终产物，这些过程在由构成社会的人和制度中凝结起来，并规定着人格 过去决定着现在，人类还没有掌握历史

马尔库塞指出，以黑格尔为顶峰的传统哲学一直用一种理性的逻各斯规定存在，认为最高的存在乃是精神。但现代哲学中，出现了由叔本华和尼采哲学为代表的一股逆流，它有自己的逻各斯即满足的逻各斯，并用意志和快乐来规定存在。马尔库塞指出，弗洛伊德思想的深刻意义也只有置于这股逆流之中，才能被认识清楚。弗洛伊德把爱欲规定为存在的原则，把死亡本能规定为非存在原则，因此在弗洛伊德二元心理学中，这两种本能的结合与传统形而上学中存在于非存在概念的结合是极其类似的。

精神分析理论的真正精神在于不懈地揭示关于产性的哲学背后的反人道力量

大众民主为这种现实原则的心力内投提供了政治装饰；它不仅允许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自己的主人，参与统治自己的政府，而且还使主人们藏匿在一层由他们控制的生产和破坏设施的技术面纱背后，并掩盖了合作者在接受它的好处和舒适时所付出的人力（和物力）代价。 马克思认为，只有那些丝毫分享不到资本主义恩惠的人才有可能把它改造成自由社会，就是说，只有那些其生存已断然否定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人才能成为解放的历史主体。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但这样的压制恰恰是进步的前提。

快乐之适应子现实原则，意味着本能满足所具有的破坏力量及其与现有社会准则和社会关系的冲突已被克服和引人歧途，从而也意味着，快乐本身的实质已被改变。

无意识中保存着受挫的快乐原则的追求目标。快乐原则的完整力量，尽管遭到外部现实的挫折，或者尽管甚至压根儿本能实现，却仍不仅幸存于无意识中

因此，文化自由是通过不自由来表现的，而文化进步则是通过压制来实现的。但文化并没有因此而被否弃，因为不自由和压制是必须支付的代价。

弗洛伊德从两个层次分析了压抑性心理机制的发展 （1）在个体发生层次上，被压抑个体从孩提时期向有意识社会生存的发展。 （2）在属系发生层次上，压抑性文明从原始部落向完全有组织的文明国家的发展。

记忆作为重要的认识方式保留了旧有的往日的幸福的体验，对这种记忆的依恋形成了倒退，暗喻的说出了被现实原则所压抑的真理条件。解放过去，不是要是过去与未来调和。面向过去的结果是面向未来，。追回过去的时间成为了解放未来的手段。

人的首要目标是各种需要的完全满足，而文明则是以彻底抛弃这个目标为出发点的。

西方文明一直赞颂英雄,赞颂那些为城邦、国家、民族捐躯的人。它从不过问人们是否值得为某个现存的城邦、国家和民族作出这样的牺牲。

记忆之所以具有治疗作用,是因为它具有真理价值,又因为它有一种保存希望和潜能的特殊才能。虽然成熟的、文明的个体出卖甚至剥夺了这些希望和潜能,但由于它们在个体的朦胧的过去曾被实现过,因而也不会被个体完全忘却。现实原则限制了记忆的认识功能,限制了它对往日的幸福体验的依恋,从而使人消解了产生有意识地重建这种幸福的愿望。

大众民主为这种现实原则的心力内投提供了政治装饰：它不仅允许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自己的主人，参与统治自己的政府，而且还使主人们藏匿在一层由他们控制的生产和破坏设施的技术面纱背后，并掩盖了合作者在接受它的好处和舒适时所付出的人力（和物力）代价。虽然被有效操纵和组织的人是自由的，但无知、无能和内投于心地他律却是人获取这种自由的代价。

马克思认为，只有那些丝毫分享不到资本主义恩惠的人才有可能把它改造成自由社会，就是说，只有那些其生存已断然否定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人才能成为解放的历史主题。

这就是现实原则取代了快乐原则，因为人们学会了为得到延迟了的、受到限制的，但却是“保险的”快乐而放弃暂时的、不确定的、破坏性的快乐。

未加控制的爱欲，同其对立面死亡本能一样，是命运攸关的。本能之所以有破坏力量、是因为它们无时不在追求一种为文化所不能给予的满足，这是一种纯粹的，作为自在目的的满足。

永远持续下去。年轻人向来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的，他们为反死亡、反文明的爱欲而生存和斗争。因为文明虽然拥有延长生命的手段，但又力图缩短“通向死亡之路”。但在这个严格管理的社会里，这种生物的必然性并不立即导致行动；组织要求反组织。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

放也存在着一种罪恶。弗洛伊德的有些解释似乎表明，负罪感乃是“未遂的攻击后果”；而且 一个人是否弒父，实际上并不重要。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会感到有罪，因为有罪表现了矛盾心理的冲突，表现了爱欲与破坏本能或死亡本能之间的永恒斗争

而是作为生命的涅槃原则。波德菜尔提供了这样一个世界的形象 到处都是秩序、美妙、安逸、幽静和美感。

在万事万物中，艰苦工作成了一种美德而不是为我们的远祖一直宣传的祸害…我们的孩子们应当这样来培养他们的后代，使他们不必去从事那种可构成神经症病因的工作。非工作不可乃是一种神经症症状。它是一种安慰，它企图使人感到自己有价值，即使是在对他的工作没有任何特殊需要的时候

但这种对时间的征服还只是艺术上的、不真实的。记忆，除非被转变成历史行动，就决不是实在的武器。因此，反对时间的斗争就成了反对统治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革命阶级在采取行动时，具有打破历史延续的有意识 愿望。在七月革命期间就出现了这种意识。在战斗的第 天傍晚，不同的地方不约而同地向巴黎塔上的时钟开了火。

儿童在其生命之初从抚养他的人那里汲取的道德原则”，反映了“原始人的某些属系发生的回归”。[2]文明依然是由其古代传统决定的，并如弗洛伊德所断言的，这种传统包括的“不仅是前辈的气质，还有其观念内容和经验的记忆痕迹”。因此就个体本身仍然与他的种处于一种原始的同一性之中而言，个体心理学本身就是集体心理学。而这一古代传统“在个体心理学与集体心理学之间”架起了桥梁。[3]

俄耳浦斯—那喀索斯的形象正是伟大的拒绝的形象，即拒绝与力比多客体（或主体）分离。这个拒绝的目标是解放，是曾经分离的东西的重聚。

文明虽然拥有延长生命的手段，但又力图缩短“通向死亡之路”。

本书之所以运用心理学范畴，是因为这些范畴已变成政治范畴。

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对这种可能性的意识及其要求的价值的彻底重估，必须在一开始就为这样一种变化指明方向，因此甚至在建设技术基础和物质基础时，就必须发挥作用。只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社会变化的原因。

当社会的富裕日益取决于不断地生产和消费无用的垃圾货、不实用的小玩艺、故意制造的易耗品和破坏手段时，个体就决不能仅以传统的方式适应这些要求。看来，即使是最精致的经济之鞭也难以保证生存斗争能在今天已过时的社会组织中持续下去。同样，法律和爱国精神看来也难以保证人民大众会积极支持这个制度的日益危险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