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中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不公平的感觉是一种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几个好汉在公平奇缺的世界上敲出了几颗火星，全中国便翻卷起逼人的热浪。

儒家经典很像我们在《大清会典》中看到的关于驿站的漂亮规定，说起来相当公平合理。

以鲁迅“想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为标准，我们不妨把第一等公平称为臣民级公平，第二等公平称为奴隶级公平。奴隶级公平没有普遍实现的证据，就是太平起义。 不公平的感觉是一种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几个好汉在公平奇缺的世界上敲出了几颗火星，全中国便翻卷起逼人的热浪。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

这种局势，对老百姓而言，首先就是不值得为了那点乱收费而用几个月的时间，跑几千里路去告状。告状花的钱，打发一辈子的乱收费也有富余，告状必定是亏本的买卖。其次，贪官污吏准备付出更大的代价打掉出头鸟。一旦坏了规矩，他们的损失将极其巨大。因此出头鸟很可能赔上身家性命。第三，在付出上述重大代价之后，告状者的成功概率不过千百之一二。结论：民不和官斗。出头的椽子先烂。屈死不告状。 对官吏而言，结论就是洪亮吉说的那句话：老百姓的那点伎俩不过如此。

“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应得的下场么？

但是在现实的制度运作中，老百姓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压力还是牢骚，什么也传不上去，这就难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因此就培养出了敲诈勒索，勾引出了官场请托，豺狼饿虎们一个个地混进了牧人的队伍，吃得牛羊们纷纷断子绝孙，这便是最黑的潜规则。按照鲁迅的比喻，这就进入了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娼女盗。

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

作为最高层的监察官员，韩一良公开向皇上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视为理所当然，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明确信号：在皇上身边的心腹眼中，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受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其同时，正式的俸禄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正式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名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 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人物。而替换上来的，通常是敢于也善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人物，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的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差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三百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一千七百年司马直死我淘汰的背景...

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

帝国制度很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且不必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更不必说什么"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人家骂了他，打了他，吸了他的血，他连找人家的家长哭诉告状都找不起。惟一合算的选择，只剩下一个忍气吞声，继续让人家吸血。

这很像是狼和羊在一起。一个长着利齿，而且不吃素。另一个吃素，偏巧还长了一身好肉。虽然头上也有一对犄角，但那是用于公羊之间打架的，在异性面前自我显示的时候还管用，见到那个大嘴尖牙的灰家伙就只有哆嗦的份了。只要是狼和羊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定局了。假如你愿意，尽可以规定羊称狼为父母，狼称羊为儿女。颠倒过来当然也可以，让狼跟羊叫爹娘或者叫主人，羊则有权把狼叫作儿子或者仆人。随便你怎么规定，反正狼要吃羊。如果某羊不反抗，也许能多活几天，一时还轮不上被吃。敢于反抗者，必将血肉模糊，立刻丧命，绝少成功的希望。

无论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收入等于一生总开支。结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

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三百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一千七百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在袁宏道的感觉中，堂堂县太爷的角色，对他个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贱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脸，搜刮百姓的狠心肠，媒婆般的巧言语，处理文牍的好耐性，总之是一副丑态。

随着年头的增加，某些行为边界总要朝有利于官吏的方向移动。如果更细致地划分，行为边界的移动还有名义移动与实际移动之别。 法律是公开标明边界，改动起来比较麻烦。实际管用的边界，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换了位置。套用一句哲学名言来说，＂法行故法在＂，无人防守的边界其实算不得边界。由于无人把守，实际边界便暗自移动，名义边界也会羞答答地渐渐跟上，上述四个故事里都有这个程序。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徳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现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撑韩一良对抗皇上的力量了。 这是现实和理性的力量。整个官吏集困已经把棒禄外的收入 列入了每年毎日的生活预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预算，没有傳禄外收入的生活和晋升是不可想象的。韩一良没有力量与现实的规矩对抗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名字。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民间谚语说：“官断十条路”——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怎么断都不算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