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大凡作自传和回忆录的总有替本身辩白、掩非饰过的趋向，所以一般说来此类文字不可尽信。而蒋氏日记却已明白道出，是一种促进修养之工具。再从他保持纪录的习惯看来，写日记亦可算作他行政工作之一部分。再加以王阳明之影响，他的日记始终带有信仰的成分。这些因素既可以视为军事思想，或战场心理，亦可视为革命哲学，总之就与一般不同。

我所写有关蒋介石的文字曾被指摘 “以历史之长，掩人身之短”，其实凡人指斥蒋之情事我书内无一不提，只是我不相信他利用历史之矛盾自利。相反地，他主要的贡献，乃是以自己人身抵挡历史的缺陷。

以世纪末的眼光看来，中国国民党之领导抗战，专注于民族主义，无从兼顾民生。中共则以民生为首务，宁可把抗日当做一种机会，而不以之为一种事业。又直到今日台湾海峡之两岸一体重商，才可能谈得上民权。以前以十七世纪的组织承担二十世纪的任务，尚要撙节完成初期的存积资本，个人只有义务毫无权利。今日在高层机构与下层组织之间敷设法制性之联系，又来经济展开，社会上分工合作之安排愈为繁复之际，才能厘定各人之权利与义务，才能对国民有最低度之保障。

他所谓“持志守约”，乃是由于对日作战并非他一人之决策。他从未说及此种事业容易，当初学生游街，部下胁迫，敌党请愿，爱国人士说得义无反顾，他才毅然接受这艰巨的工作，并且提出“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所述并非改造社会，创造战时体制，而是精神胜于物质，人人咬紧牙关救亡图存。

人民贫困至此，而某等尚欲谋乱，必使国亡种灭而后已乎！鸣呼，天如有灵，其必不使中华如此长乱也。中正如有自私不公，而所为无益于党国与民众者，则当立殛余身而速其亡也，勿使重苦吾民则幸矣。（1930年4月11日)

无父无母之身，又过一年矣。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若非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则此身可以遂我自由。今不知何日始可以清白之身还诸我生者。曰：“母忝尔所生。”我其以此自念哉？（1930年12月31日）

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1933年6月3日）

战事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如有中途妥协与丧失尺寸土地者，即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之罪人。军人守土有责，虽战至一兵一枪，亦必与敌抗战到底

古今中外之言革命者自武则天至列宁，有一段共通的理解：他们的生命可放弃，名誉可受毁折，个人道德可有亏损，但是功业必须完成。自1926年年初，蒋介石已进入这样一个公众道德与私人道德互相冲突的境界。

蒋介石此时不利之处，乃因他领导之国民革命具有创造性格。五权分立之政府既为传统体制所无，而其职权尚在扩大。其他各系将领既为之“打江山”，北伐胜利后未见“论功行赏”，反要他们裁军，释去兵权，去南京居名誉职位。而且他对旁系将领已有忌嫌，更不得不培养人所谓之“黄埔嫡系”。

无论接何急报，须休息五分钟，再加审查，则真相渐明，心神亦定，不为所欺矣。

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事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要道乎？

此后蒋确保江浙地区，维持约三十个师之“嫡系”部队，次用津贴方式控制一部分外围部队，对更外围部队则只要求名义上对中央之归顺，已造成一种新平衡。

然而我们仍不能忽视：蒋在修辞的错综重复之中，也确有主意上矛盾之处……同年9月8日他又在峨眉军官训练团提到“军国民教育”，其内涵为“铁与血的精神和武德与武艺”。可是他前在1934年7月10日却在庐山军官团说道：“要以中国固有的武德来抵抗日本的武士道，要拿我们和平的三民主义来抵抗侵略的帝国主义。”这样以来，就难判断和平与战争究竟以何者占先了。 把“拙”当做一种德行，也与他要求部下“迅速确实”的旨意相违。如果“拙”代表传统社会里的“大智若愚”之世故，又难免“不诚”之指责，至少也与新时代之习惯不合符节。

中国在此期间所缺乏者为宗教思想。专制时代皇帝为天子，所颁“圣旨”有如天命，民间亦供奉“天地君亲师之神位”，于是熔合宗教思想、政治体系、伦理教育与社会习惯为一炉。所以其衙门结构简单，其向心力仍能凝聚。民国肇造后，旧思想既已与旧体制一并推翻，新人物复视所有宗教均属迷信。相形之下，中国缺乏宗教上之向心力，亦为当日企图率领全国之人士所感重大困难之一。

蒋介石在《敌乎？友乎？》文中推测日本之真正敌人为苏联。其所以在华北孜孜经营者，旨在保持侧背之安全。而蒋亦无意为俄打先锋，而希望在日俄冲突之过程中发展中国之实力。在这大前提之下，只要对方不强迫其承认满洲国，彼亦愿意将此东北问题搁置不谈，但须日本保证不在侵犯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并取消塘沽协定，此亦他与川越谈判之基本条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革命之悲剧：这国家需要改造，但是新旧体制之间有了二百年至三百年的距离，于是只能以暴力的方式执行之。在找不到适当的对象对这两三百年负责时，只引起交战者隔着远距离呼叫对方为犯为匪。

淞滬戰役約一年後，他在南嶽軍事會議上即提出：上海開戰以後我忠勇將士在淞滬陣地正與敵人以絕大打擊的時候，敵人以計不得逞，遂乘虛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這是由我們對側敵的疏忽，且太輕視敵軍，所以將該佈防部隊，全部抽調到正面來，以至整個計劃受了打擊，將士受了莫大的犧牲，國家受了無上的損失！實在對不起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