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如果你仅仅因为国王的集权统治而否定王政时代的罗马，我认为你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一个国家共同体，在最初阶段，应该说更适用于中央集权制。因为当一个社会组织尚处于幼小期时，如果不加以呵护，难免会中途夭折。所以，在这种时候，由一个人作决策，由一个人坐镇指挥显然有效得多。 改革的领导者往往来自旧的势力，而非新兴势力。

实际上，独裁政权的优劣完全取决于独裁者个人的才能与性格。

城邦国家雅典终于在公元6世纪末实现了名副其实的民主政体。 市民可以将自己希望放逐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在市民大会上进行投票。每年只要过半数（又一种说法是只要够6000块陶片），就有权把市民认为其权威和权力将会威胁到雅典的市民逐出国外十年。 但是放逐不会损害该市民的名誉，即使遭到陶片放逐，当事人也不会觉得羞愧。……过了10年，回到雅典，还有可能当选内阁。

说起来，希腊城邦社会的封闭程度确实出人意料。无论在雅典生活多少年，或生在雅典并在雅典终老，只要你是外国人，通向市民权的路永远都是封闭的。

在雅典，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会认为他爱好和平，我们认为他不具有市民的资格。——伯利克里

但是，有一种宿命总是与改革相伴。因改革而提升了实力的人们总是追求进一步的改革。

就我本人而言，虽然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现在，却总有一个疑问挥之不去，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是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现实就越是远离自由，平等，博爱？历史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高唱并热衷追求这一理念的民族没有能够实现它：而选择了相反生活方式的民族尽管并不彻底，却实现了这一理念。我甚至认为，20世纪末的纷乱之象是不是源自法国大革命理念的自我毒害状态。

刚刚诞生的罗马之所以能在伊特鲁里亚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两大势力之间生存，不是因为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尊重罗马的独立，而是因为当时的罗马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让他们试图把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圈中

对于既不会制作商品也不会购买商品的人，从一开始就不会引起那些带着商品到处行走的商人的注意。只懂得农业和畜牧业的罗马人，既没有资金购买由雅典工匠精心制作的、漂亮的壶，也没有货币可以用来购买伊特鲁里亚生产的、精巧的金属器具。这使得商人们的眼里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存在。再加上罗马所处之地既不靠海又不适合防御，无论对希腊还是伊特鲁里亚人来说都是缺乏扎根于此的吸引力的。

在城市建设方面的想法不同，终究左右了这三个民族以后的命运： 更愿意选择在防御上万无一失却因此容易阻碍发展的山陵的伊特鲁里亚人； 把城市建在防御不充分却因此可以向外发展的地段的罗马人； 在意大利南部，把城市建在沿海地区，虽然便于通商却忽略了敌人的存在的希腊人。 对于在工学院学习城市工程学专业的人，我强烈建议他们首先要学好哲学和历史等社会学。因为一个城市建在何处也许可以决定这座城市的居民的将来。

神话传说的价值并非在于它们的可信度有多高，而是在于有多少人经过多么漫长的岁月依然对其深信不疑。

历史学家李维在《罗马史》中关于努马的功绩是这样描述的： 就任王位后的努马，试图对依靠武力和战争打下建国基础的罗马进行立法和习俗的改革。 这里所谓的立法，不是要制定全新的法律，而是要建立秩序，要让当时喜欢逞强好胜的罗马人懂得做人的礼法。在了解自身力量的局限性的同时，让他们懂得要对超越自身极限心存敬畏。

在任何一个时代里，位高权重的人总是最清醒的。

一神教和多神教的区别不只在于纯粹的神的数量，还在于是否认同他人信奉的神。认可他人的神，意味着认可他人的存在。尽管现在距离努马时代已经过去了2700年，但是我们依然没有从一神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向宗教寻求纠正人类行为准则的是犹太人。 向哲学寻求纠正人类行为准则的是希腊人。 向法律寻求纠正人类行为准则的是罗马人。 就在这一点上，这三个民族的特点可见一斑。

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政府的民族精神，全部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

希腊是一个通商民族，因此他们又是海洋民族。对他们来说，建设城市的必要条件是有临海的港口。所以，对他们来说，只有沿台伯河才能抵达的罗马，作为城市建设之地并不适宜。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建了几个殖民城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如锡拉库萨（又译叙拉古）、塔兰托和那不勒斯都面向大海。

公元前 8世纪到前 6世纪的伊特鲁里亚人，其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不是罗马等国所能企及的。到其鼎盛期，他们的势力范围甚至逼近意大利南部。这一时期，从波河到意大利南部半岛，可分为两大势力：北部属于伊特鲁里亚，南部属于希腊。而罗马就诞生于这两大势力圈的夹缝之间。

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多神教和以犹太教、基督教为典型的一神教的不同之处在于，多神教从不祈求诸神来纠正人类的行为道德，而这正是一神教中的神的专利特权。在希腊神话中我们会发现，多神教中的诸神有着和人类相同的缺点。既然他们的职责不是纠正人类的道德行为，有缺点自然无大碍。但是一神教的神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缺点，因为它的职责是纠正人类的道德行为。

无数神寄宿于罗马，其数量之多就连以抽象思维见长的希腊人也自叹弗如。之所以罗马会有如此众多的神，原因自然在于罗马人具体而现实的性格。罗马人从不排挤其他民族的神，他们甚至还会积极主动地引进其他民族的神。也许他们认为保护神越多照顾到的地方就越大吧。

宗教在不同教派信仰的人之间是没有作用的，但是法律在没有相同价值观的人之间也能发挥其作用。不！正因为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才需要有法律。罗马人比任何人更早、更强烈地意识到了法律的必要性。考虑到他们的宗教性质，我想这无疑是最自然的一个选择。

如果你仅仅因为国王的集权统治而否定王政时代的罗马，我认为你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一个国家共同体，在最初阶段，应该说更适用于中央集权制。因为当一个社会组织尚处于幼小期时，如果不加以呵护，难免会中途夭折。所以，在这种时候，由一个人作决策，由一个人坐镇指挥显然有效得多。

我们尊重个人利益，却是为了更加关心公共利益。这是因为在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的事业中表现出的能力，同样可以服务于公共事业。在雅典，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会认为他爱好和平，我们认为他不具有市民的资格。 ——伯利克里

没有任何比同化被征服者的做法更能使罗马强大的了。

PATRES CONSCRIPTI INSIEME.

左撇子慕奇乌斯

改革的主导者，往往不是来自于新势力，而是旧势力。

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们个个都是资质极高的人，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搀扶起正在下坡路上滚落而下的雅典。仰慕伟人的人中，很多人只对伟人的教诲这一面感受颇深，容易流于强调这一面的生活态度，而忘了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忘了真正的生活态度是取自正反两面的平衡。

被保护民

如果要保住一种政体，必要时，必须有勇气做出有违这一政策理念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