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1201年，鸡儿年，在部众的支持下，札木 合开始策划获取全体蒙古人统治者的地位。

人类学家总是力图从被研究对象自身的经验、思想及其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出发，去寻找对于他们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解释。

很可能会对作者本身的智慧及其学术品格形成某种挑战。因为它要求作者具有一种更开阔、更深刻的整体性关怀和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敏锐洞察力，把他正在讨论的问题放在人类普遍经验的认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讲述。

“现在，你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就没有伙伴了。”

与草原上其他部落所信奉的拥有宗教经典和有神职人员等传统的佛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不同，蒙古人坚持万物有灵论，向周遭的圣灵祷告。他们尊崇“长生天”，崇拜“太阳金光（即天光）”，也崇拜大自然无穷的精神力量。蒙古人将自然世界分成两部分：天与地。人的灵魂不只包含在身体静止的部分里，而且还包含在血液、呼吸和气味等流动的生命体内，因此，地之灵魂也包含在流动的水中。

札木合所表露的这种极不应当的残忍，进一步突显出旧贵族世系与底层世系之间的分化，旧贵族世系立于世袭权力基础之上，而受凌辱的底层世系则是建立在个人能力和忠诚的基础之上。

今天的盟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就如铁木真与札木合的情况那样，而且，在连续不断的战争和长期争斗的循环中，今天的征服部落明天必将会一次次地被征服没有永久的胜利，也没有永久的和平。这一教训将最终深刻地影响这个新世界……

“让我们做同伴。如今我们再次相合，我们应该彼此记起我们所忘记的事情。睡着时共唤醒。即便你要离我而去，你依然是我有福有吉的安答。想必在那些杀伐的日子里，你的胸口定为我而痛。想必在那些厮杀的日子里，你的心绪也为我而痛。”

“杀了我，把我的尸骨埋在高地上。我将永远保护你的子孙，成为他们的护佑者。”传说铁木真用金带来厚葬札木合，那条金带是他们誓言结成“安答”的时候，由铁木真送给札木合的。

畏兀儿语与蒙古语密切相关，并且其字母相对比较容易用来书写蒙古语。这一书写系统源自于古叙利亚语字母，这些字母是由在草原部落传教的基督教僧佀所使用的。书写系统由字母构成，但它如同中文一样，垂直纵排下来，书写在纸上。

每个蒙古士兵都不得不像个勇士一样生活着，带着自己可以不朽的信念生活着：没人能击败他或伤害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毁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一切已归于失败而又希望不再的时候，蒙古勇士定会抬头仰望，大声呼唤“长生天”的名字，作为自己最后的尘世之词来召唤自己的命运。

“暴怒的龙卷风将尘埃吹进了容忍而又仁慈的眼内，而怒火则突然发出驱走眼泪的火焰，只有通过流淌的鲜血才能将其扑灭。”

杀以口者，不可以驮；死以言者，不可剥。

即便是最高的山也有动物踩踏。动物攀上山巅的时候，它们就比山还高。

当蒙古士兵攻占各处城门时，居民们躲进了宏伟华丽的圣母玛丽亚大教堂避难，直至教堂内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任何人时，人们关上了大门。外面惊恐万分的难民仍然希望在教堂圣地附近找到安全之地，很多人爬上教堂的围墙，到屋顶上寻找避难所，由于人数太多，以至于整个建筑物因不堪重负而倒塌，压死了许多拥挤在教堂里的人。

蒙古人的圣诞节强调神和光的联系，尤其是在他们神话中出现的神圣金光，他们把耶稣和战胜死亡后的生命复原联系起来。

不同于天主教徒，蒙古人坚决拒绝把耶稣描绘在十字架上，因为这违犯了他们在表达死亡或鲜血时的禁忌；甚至在接受基督教时，蒙古人也不认为这个宗教与他们的原始信仰一致。

这么多的基督教教派代表来到会场，而且，与之匹敌的各种穆斯林、佛教信徒也来到同个会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还不发生争论，那就会让人感到难以置信。

大概是因为麻醉剂在亦思马因派中的重要性，所以人们叫他们为“哈沙沙辛”（ hashshashin），意为“使用大麻麻醉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此名就演变为“阿撒辛”（ assassin，刺客）。无论杀人者是否真的使用床药来刺激他们，此名称作为“高层官员的杀手”之意进入了许多语言之中。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但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当受教育的精英分子分享着同一种书面语、经典课本、艺术风格和其他文化形式时，由于版图的经常变动和王朝、统治家族的不断更迭，普通人民却说着各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精英们坚守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有人民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有时，一位领袖或一个家族暂时先将几个地区松散地联合起来，然后急切地希望再一次实现全国的统一。在这些短暂的分裂时期，“中国”的观念经久不衰，它以一个理想或浪漫的形象存在于诗歌、书法和知识分子的文集中。

……忽必烈汗下令建造另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中国式都城，它位于上都以南的个地方，那里沿着黄河有大量农田，非常适于耕种，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是原金国的首都中都，此城在1215年被成吉思汗征服，那一年正是忽必烈的生年。1272年，忽必烈命令建造新都城，并通过运河将它与黄河相连，蒙古人称此城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城”，汉地臣民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它后来就发展为今日的首都北京。

……蒙元时代的剧作家创作出娱乐性作品，同时也寻求现实问题的素材，如权力与道德的关系。据说一一但可能无法证实一一在忽必烈统治时期，任何戏剧都不需经过审査。结果，戏剧变成了中国文学中不朽的精品，而蒙元时期也成为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代上演的新剧本总数估计在五百个左右，其中保留至今的约有一百六十个。

列班扫马之行，特别是他送给英王圣餐和亲自从教皇手中接受圣餐，说明蒙古人自入侵欧洲五十年以来，是多么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曾几何时，众多文明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里，很大程度上互不了解，现在它们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统的洲际交通、商业、技术和政治体系。

蒙古人不再使用骑马的武士和可怕的攻城装置，他们现在派出恭顺的牧师、学者和大使。蒙古征服战争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蒙古和平的年代才刚刚开始。世界形势出现了和平与繁荣的显著变化，出于对这一现象的公认，后来西方学者把14世纪命名为“蒙古强权下的和平世纪”，或“鞑靼统治下的和平世纪”。

从中国到欧洲，传统的贵族一般都鄙视商业活动，认为它们是有损尊严的、航脏的，而且通常认为它们是不道德的；工商业的重要性被列在出仕和信教之下。

商人的地位仅高于盗贼，这是中国文化的偏见蒙古人直接冲击这种偏见，他们正式把商人排在所有宗教和职业之前，仅次于政府官员。儒家学者的地位迅速跌落，蒙古人迫使他们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层下降到社会的第九等即在妓女之下，仅高于乞丐。

甚至许多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可能产生高额利润。新商业促使纸牌游戏迅速流行，因为商人和士兵发现，纸牌很轻、容易携带，是一种有趣新奇的消遣活动。

事实上，中国的针刺疗法在中东并不流行，因为以伊斯兰世界的价值观念，此种疗法在将针固定在人体上时，会产生过多的身体接触和推拿；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脉诊在中东和印度的伊斯兰世界中很受欢迎，因为在诊断病因和开药治疗前，它只需医师触摸病人的手腕，使用这种新式方法，医生就能在治疗女病人时不会损害她家庭的名誉。

……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显示出一种持久性的普及主义。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所有臣民，所以他们才会乐意采用和结合各个地方的不同制度。蒙古人在那些地区没有很深的文化优越感，因此他们采用务实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思想意识处理间题。他们一旦发现寻找到最有效的手段，就会很快把它传播到其他国家……他们打破当地精英阶层对思想观念的垄断。

蒙古帝国靠的不仅仅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基于新观念和新方法，以此来组织安排公共生活，这些观念在欧洲激发出新思维和新实践。蒙古帝国的一般原则一一纸币，国家高于教会，宗教信仰自由，外交豁免权和国际法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