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

作者:福泽谕吉

分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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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内容简介

《勸學》是福澤諭吉一生將近六十種著書中,全盛時期的主要著作。他在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二月到九年十一月用了近五年時間,寫成十七編出版成冊。最初原打算只寫初編一冊,為了應讀者的需要,繼續寫下第二編、三編,每集銷售量均超過二十萬本,十七冊的總銷售量為三百四十萬本。當時日本人口僅三千五百萬,可見《勸學》的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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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摘录

一个青年学生只读了几本书就想做官;有志经商的人仅只有了几百圆资金,便想假借官府的名义来做买卖。设立学校要官许,传教要官许,甚至牧羊养蚕也要官府允许,大概民间事业中十之七八都是与官府有关的。因此,举世人心风靡,羡慕官,依赖官,害怕官,谄媚官,丝毫不能发挥一点独立的真精神,其丑态实在是不忍卒睹。譬如现在出版的报纸及各方面的上书和条陈之类,也是一个例子。出版条例虽不甚严,可是报上不但绝对不登载触犯政府忌讳的事,而且官方如有些许美事,就加以过分的称赞,简直和娼妓向客人献媚一样。

但要是像支那人那樣,覺得天下再沒有其他國家,看到外國人就叫他們『蠻子』,把他們當做是四足畜生一樣作踐嫌棄,也不掂量自己的國力,就要驅逐外國人,反而被這些『蠻夷』逼到了窘迫的地步,實在是不知一國應有的本分,這是也因為沒有理解人天生的自由,才會陷入放蕩墮落之中。

以人民的身份处于暴政之下,应当坚持正理,不畏个人的痛苦,而宁为殉道者。 对英国人来说,就好像是追求自由而失去了自由,实行暴力而招致暴政一样。...改革民间风气,不靠武力而提倡道理,为真理而献身者比比皆是,以殉道者的功德而开创了今天在英国所实行的自由独立的基础。 当时正值蒙昧未开化的时代,人们所追求的仅限于各自的局部目的,尚未达到着眼于普遍的安全繁荣。这不是个人的过错,而是时代的趋势。

青年学生只读了几本书就想做官;有志经商的人仅只有了几百圆资金,便想假借官府的名义来做买卖。设立学校要官许,传教要官许,甚至牧羊养蚕也要官府允许,大概民间事业中十之七八都是与官府有关的。因此,举世人心风靡,羡慕官,依赖官,害怕官,谄媚官,丝毫不能发挥一点独立的真精神,其丑态实在是不忍卒睹。警如现在出版的报纸及各方面的上书和条陈之类,也是一个例子。出版条例虽不甚严,可是报上不但绝对不登载触犯政府忌讳的事,而且官方如有些许美事,就加以过分的称赞,简直和娼妓向客人献媚一样。

所谓独立,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例如自己能够辨明事理,处置得宜,就是不依赖他人智慧的独立;又如能够靠自己身心的操劳维持个人生活者,就是不依赖他人钱财的独立。如果人人没有独立之心,专想依赖他人,那么全国就都是些依赖他人的人,没有人来负责,这就好比盲人行列里没有带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会上有一千个瞎子和一千个明眼人,认为只要由智者在上统治人民,人民服从上面的意志就行。这种议论虽然出自孔子,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殊不知必须做到内心沉潜如深渊,待人接物活泼如飞鸟,律己严谨不苟,待人豁达无边,才能称得起是真正的学者。

也有些人并不是真隐士,只是不愿和别人打交道,深居简出,力避尘俗,自鸣清高。试察这些人的本意,也不一定是因为嫌恶政府的措施而萌退志,只是意志薄弱消沉,没有接触事物的勇气,而又度量狭小不能容人。因为不能容人,也就不为人所容。人退一步,自己也退一步,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遂致视同异类,最后竟形成仇敌,互相怨尤,真可以说是社会上的一种大祸害了。

本分就意味着基于天理,顺乎人情,不妨碍他人而发挥自己的自由。

治學的要道在于懂得守本分不。人們自降生到自然界以來,本來不受任何拘束。生為一個男人就是男人,生為一個女人就是女人,並且是自由自在的。但如果僅僅高唱自由自在,而不懂得守本分,則易陷於恣情放蕩。所以本分就意味著基於天理,順乎人情,不妨礙他人而發揮自己的自由。

所謂獨立,不僅是居住一所房屋,衣食不仰賴別人而已,這只是內在的義務;進一步談到外在的義務時,就應該無愧於身居日本的日本人這一名稱,與國人共同努力,使國家獲得自由獨立的地位,才能完全說盡了內在外在的義務。所以只顧一家衣食的人,只能說是一家獨立的家長,尚不能稱為獨立的日本人。

一個人對於前途必須抱有希望,如對前途無望,社會上就沒有努力工作的人了。預想明天的幸福,能安慰今天的不幸;為了來年的快樂,才忍受今年的痛苦。

凡是理想過高,缺乏實際行動的人,有時會被人厭棄而陷入孤立。以自己的行為,同別人的行動相比,本來自愧不如,但以自己的理想來觀察別人的行動時,卻感覺到不大滿意,而自然產生輕視別人的念頭。須知輕視他人亦不免被人輕視。互抱不滿,互相輕蔑,終於不免招致怪物之譏,為社會所不齒。

殊不知必须做到内心沉潜如深渊,待人接物活泼如飞鸟,律己严谨不苟,待人豁达无边,才能称得起是真正的学者

“至于像中国人那样,觉得除本国以外似乎没有别国存在,一见着外国人就呼为蛮夷,把他们看做四只脚的牲畜,贱视他们,厌恶他们,不计量自己的国力,而妄想驱逐他们,结果反为蛮夷所窘。这种情况实在是不懂得国家的本分之故。”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们生来并无富贵贫贱之别,唯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富贵,没有学问的人就成为贫贱。 治学的要道在于懂得守本分。 广义地说,学问有无形的,也有有形的,如心学、神学、理学等是无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是有形的学问。它们都能使人扩大知识见闻的领域,辨明事物的道理和懂得做人的本分。为了扩大知识见闻,或须倾听别人的言论,或须自己努力自修,或须读书,所以求学必须懂得文字。

论人与人平等我在第一篇开首就曾说过:人生来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没有上下之别的。今再引申其意,加以阐述:人的出生是天之使然,而非由于人力。

问:若于政府以外聚集许多人来办私营事业,好象自成一政府,会不会使政府的权限旁落呢? 答:这是小人之见,办私营事业的人与办公事的人都是日本人,只是站在不同的地位上办事,实系相辅相成,共谋全国的利益,他们不是敌人,而是真正的益友。如果办私营事业的人犯了法,尽可以处罚,这是毫不足惧的。

这些劝孝者在许许多多的教条中,指出儿女在妊娠中使其母受尽痛苦,降生后三年尚不能离开父母之怀抱,其洪恩不知如何浩大。可是生儿养子,不仅以人类为然,禽兽也是一样,人的父母和禽兽不同的地方,只在于除了与之衣食以外,还加以教育,使其知道为人处世的道理。 可是世上做父母的,常有能生儿育女,但并不知道教育子女的道理,本身惟以放荡无赖为事,示子弟以恶例,倾家荡产,自陷贫困,等到年老力衰,家产垂尽,放荡一变而为愚顽,则对其子责以孝道,这又是何居心呢?似这样铁一般的脸皮,真可以算得寡廉鲜耻之尤了。

今则不然,如上所述,西洋学说逐渐盛行,终于推倒旧政权,废除藩治。我们不能把这种变动,只看成是战争的结果。须知文明的功用不能以一场战争而了结。所以这次变动不是战争所引起,而是文明所促成的人心的动荡。 因此战争虽已于七年以前结束,其痕迹消失,而人心之动荡依然存在。一切事物必须有引导的力量才能推动。首倡学问之道,把天下人心导向高尚领域,目前尤为大好机会,所以逢此机会的人,即现在的学者应该为着社会的福利而努力。

研究学问时立志必须远大。做饭,烧洗澡水是学问,议论天下大事也是学问,但解决一家的生活易,而筹措天下的经济难。大凡世间的事物,易得的不足为贵,物品之所以可贵是由于得来不易。 学者的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不要依赖他人。如无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单人匹马,也要养成担负国家兴亡重责的气魄,以献身于时代。我们对于只知治人而不知修身的日本国学家和汉学家根本没有好感。

由于极力维持上下尊卑的名分,一意倡导虚名,以实施专制,毒害所及,遂形成人间社会所流行的欺诈权术。得了这种病的人就叫做伪君子。比如封建时代诸侯的家臣,表面上都装成忠臣的模样,看他的外表,好象是在恪遵君臣上下的名分,其行为举止也象是奉公守法一丝不苟。 不彻底了解自由自主的真实意义,违法乱纪的骚乱必因之而起。总之名分和职分,文字相似而其旨趣完全不同,学者切勿误解。

那么究竟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提高人的见识,从而提高品行呢? 其要诀只有一个,就是把事物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力争向上,不要自满自足。

人世间最大的祸害是怨尤,而怨尤的根源是“穷”,因此不可不广开言路,也不可妨害人的活动。 堵塞人民的言路,妨害人民的活动,乍听起来,好象只限于政府在政治上的一种弊病。其实这种弊病不一定只在政府方面流行,在民间也有很大的流毒,所以仅有政治上的改革仍不能根除。

本来仰慕西洋文明,择其善者而效之是可以的,但如这样不加辨别地轻信,就还不如不信。 现在我们正处于混杂纷乱之中,必须把东方和西方的事物仔细比较一下,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取其可取,舍其可舍。虽然疑信取舍得宜并非易事,而我辈学者责无旁贷,却不可不以此自勉。我们认为空想不如致学,更须多读书刊,多接事物,平心静气,放开眼界,以求真理所在,自然会知何者应信,何者应疑。昨日所信,今日可能生疑,今日所疑,明日也许消释,一般学者不可不奋勉。

再如一个人多年尝尽辛苦,花掉几百万元学费,在西学上虽有所成就,但仍不能解决个人生活,那就是不了解时势的学问。这等人只能称之为文字批发店,他的功能和会吃饭的字典一模一样,对于国家也是无用的长物,可以称之为妨害经济的食客。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谄媚人,逐渐成了习惯以后,他的脸皮就同铁一样厚。对于可耻的事也不知羞耻,应当与人讲理的时候也不敢讲理,见人只知道屈服 。所谓习惯、本性即指此事,成了习惯就不容易改变了。

政府若用威力,人民就拿诈伪来应付;政府若使用欺诈,人民就只表面服从,这不能说是上策。

我国虽历代治乱相循,政府迭有变更,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始终没有丧失独立。其原因就在于国民安于锁国的风习,治乱兴废不与外国相关。即与外国不发生关系,所以治是一国国内的治,乱也是一国国内的乱。再者经过这种治乱而不曾丧失的独立,也只是一国国内的独立,而不是和外国争锋以后所得到的独立。这就像关在家里抚养、还没有和外人接触过的儿童一样,其脆弱性是可想而知的。

古时的政府使用为例,现在的政府力智兼用;古时的政府缺乏治民的方法,现在的政府富于智术;古时的政府是从外面侵犯人民,现在的政府是从内部控制人民;古时的人民把政府看做是鬼,现在的人民却把政府看做是神;古时的人民畏惧政府,现在的人民则崇拜政府。若不乘这种情势来改弦更张,则政府今后举办实业,从而文明的精神也会逐渐衰退。

在亚洲各国,称国君为民之父母,称人民为臣子或赤子,称政府的工作为牧民之职,在中国有时称地方官为某州之牧。这个牧字,若照饲养兽类的意思解释,便是把一州的人民当做牛羊看待。把这个名称公然标榜出来,真是无礼已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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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 Fukuzawa Yukichi1835~1901曰本明治时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一个有渊博知识、过人眼光、非凡胆识的,将思想与行动完美结合的大学者;庆应义塾创始人。1835年 1 月10曰生于大阪,卒于1901年2月3曰。自幼学习汉字,受儒家思想熏陶。1854年赴长崎游学。1858年受藩命到江户(今东京),在筑地开藩属兰学塾,任教师。1860年,随幕府遣美使节团赴美访问,深受西方资产阶级近代文明影响。1861~1862年,随幕府遣欧使节团历访法、英、德、俄、荷兰、葡萄牙各国,广增见闻。1867年再次赴美国访问。1868年明治新政广付成立后,他将兰学塾迁往东京芝新钱座,称庆应义塾,从此专心从事教育和著述。1871年又将义塾迁至三田。积极倡导文明开化,宣扬爱国、报国思想,主张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反对西方列强的压迫。1873年,他和森有礼等人创立明六社,出版《明六杂志》,从事启蒙活动。他的译著《西洋情况》、《西洋旅行指南》等多是介绍西洋文化的启蒙著作。此外,《劝学篇》和《文明论之概略》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1885年,在他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主张曰本与欧美列强一起瓜分、宰割中国和朝鲜,进而争霸亚洲与世界。他一生未入仕途,著书100余种。晚年著有《福翁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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