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典

假如我們讀經典是為了形成社會的、政治的或個人的道德價值，那我堅信大家都會變成自私和壓榨的怪物。我認為，為了服膺意識形態而閱讀根本不能算閱讀。獲得審美力量能讓我們知道如何對自己說話和怎樣承受自己。莎士比亞或塞萬提斯，荷馬或但丁，喬叟或拉伯雷，閱讀他們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進內在自我的成長。深入研讀經典不會使人變好或變壞，也不會使公民變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靈的自我對話本質上不是一種社會現實。西方經典的全部意義在於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獨，這一孤獨的最終形式是一個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

本书并不专为学术界而著，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学者仍然因喜爱阅读而读书。被约翰逊和他之后的伍尔夫称为“普通读者”的人仍然存在着，而他们可能仍然欢迎各种有关读书的建议。 这类读者既不是为轻松偷快而读书，也不是为了消除社会的罪孽而读书，而是为了扩展其孤独的生存而读书。

正当今日英语系和其他文学院系缩小到我们现在古典文学系的规模，并把自己繁重的任务转交给文化研究团队是，我们或许能重拾那不可回避的任务，即研究莎士比亚和少数可以与他比肩的人，因为毕竟是他们创造了我们。

‘但丁最深刻地意识到他是声誉和不朽的传播者’，这一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与世俗的经典观联系起来了，这样不是被赞颂的英雄，而是赞颂本身被视为了不朽。世俗经典意指一些受到认可的作家的作品，它实际上知道十八世纪中叶才出现，即出现于敏感、感伤和崇高的文学年代。

但你若多年不舍地阅读他，你会逐步了解他不是什么。

在所有西方偉大作家中，歌德似乎最少引起我們的注意。我覺得這種疏遠與其詩歌的拙劣英譯關係不大。荷爾德林詩作的譯文也欠佳，但他對我們大多數人的感染力超過了歌德。作为一位诗人和睿智的作家，荷爾德林堪稱德語世界中的但丁，不過，他能超越平庸的翻譯，卻無法逾越生活和文學中的變遷，因為這些變遷使他的核心觀念顯得遙遠而過時。歌德曾經是愛默生和卡萊爾的前輩，但他已不再是我們的祖先。他的智慧仍在，但似乎是來自另一個太陽系。

先生,这些是敏感的话题;我们都期望 得知自己拥有真正的诗歌火焰。 不过有一次，我对一位不想提及其名者说过， 鉴于他写的一些诗句， 这位先生应该努力控制住， 那经常骚扰心灵的写作欲望; 要驾驭住那冲动的愿望， 想把自己的打油之作公之于众; 因为卖弄自己的作品 常会让人变成小丑的角色。

经典的陌生性并不依赖大胆创新带来的冲击而存在，但是，任何一部要与传统做必胜的竞赛并加入经典的作品首先应该具有原创魔力。

所有的力量都一样，即对世界本质的一种把握。与自然法则并存的心灵将处在事件的急流之中，因这些事件的强大而变得强大。构成人与事件的材料是一样的；他能理解事件的发展并能预测它。不管发生什么，首先发生在他身上，所以他德语将要发生的一切。

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

“审美只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关注。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总是并仍将是一种精英现象。 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渗入经典，而这力量又是由娴熟的文学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所组成。”这些观点成了布鲁姆文学批评思想的核心。

成功的文学作品是产生焦虑而不是舒缓焦虑。经典也是一种习得的焦虑，东西方经典都不是道德的统一道具。如果我们能设想出一种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的普遍性经典，那它的基本典籍不会是种圣典，如《圣经》、《古兰经》或东方经典，而是在世界各种环境中以各种语言被阅读和表演的莎士比亚戏剧。

莎土比亚和但丁是经典的中心，因为他们在认知的敏锐、语言的活力和创造的才情上都超过所有其他西方作者。这三样禀赋会合成一种本体性激情，即一种欣喜的能力，或如布菜克关于地狱的警句所指出的：“充满活力即为美。”

巴那丁这一独特形象为介绍本书的两个主要关注点提供了方便：其一，莎士比亚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的作品拥有独立的法则；其二，莎士比亚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背离其文化所珍视的规范来塑造个性的。

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

幻想性创造的随意组合也许会娱人一时，因为我们由于厌烦平淡的生活而追求这种新穎性；但是突如其来的奇迹所产生的愉悦转瞬即逝，心灵只有在真理稳固的基础上才会得到安逸。

我早年曾相信，记忆会被均等的分为快乐和痛苦两部分，而且我认为我可以逐字背诵的那些诗，其遺词造句总是恰到好处，其魔咒般的品质会带来无比的愉悦。略为年长以后，我觉得自己又赞同尼采的倾向于将难忘之事等同于痛苦经历的观点。如今我认为华兹华斯显然理解到，更难得到的快乐可能是痛苦的。

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我认为，确实是此种焦虑定义了文学并几乎与之一体。一首诗、一部小说或一部戏剧包含有人性骚动的所有内容，包括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文学艺术中转化成对经典性的祈求，祈求存在于群体或社会的记忆之中。

莎氏怪异的美学力量不见容于任何意识形态说教......个体的自我是理解审美价值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

奉献的诗无法与诗的奉献相提并论：“不朽的善恶观念对于智慧之翼太过沉闷。”“沉闷”是“不可干预”的隐喻，而“不可干预”本身始另一个隐喻。当代经典的破解者们贬低公开的宗教，却号召些奉献式（和奉献式批评！）

马克思主义者在到处发现斗争上很有悟性，却看不到冲突性就是高雅艺术的内在特性。过度理想化和过分贬低想象性文学常形成一种奇特的组合，并总是在寻求自己的自私目的

从传统内部着手绝非意识形态之举或让传统为任何社会目的服务，即使这种目的在道德上令人赞赏。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历史不公的结局也是不公的，它给予受难者的除了受难意识外别无他物。西方经典不管是什么，都不是拯救社会的纲领。

加入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按我相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型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或的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境遇。

不论是文学的还是存在的死亡权威，基本上都不是某种社会权威。经典是死亡的侍从而远不是主导社会阶级的奴仆。

认知不能离开记忆而进行，经典是真正的记忆艺术，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

天主教对神的永生和人的名声之间区别十分明确，因为那时牢固建立在神学教义之上的，这种区分一直延续至但丁出现，但丁自认为先知并暗中赋予《神曲》一种新圣经的地位。但丁实际上取消了世俗和神圣经典够成的区分，这一区分再没恢复过，这是我们对力量和权威产生烦恼意识的另一个原因。

因此我们必须把西方经典中的美学力量和权威同由之衍生出的任何精神、政治及道德后果区分开来。

艾默生恰如其分地写道：“莎士比亚不属于杰出作家之列正如他不属于大众一样。他的聪明令人不可思议，而其他人的才智却能被了解。一位好读者似乎可以钻进柏拉图的脑子里去思考，却无法如此对待莎士比亚。我们仍不得其门而入，就经营才能和创造性来说，莎士比亚确实举世无双。”

正如尼采恒久地证明的，只有强力才能与强力般配。

不可摧毁之物如同希望或追求一样存在于我们的心中，但是在卡夫卡那种最阴暗无情的悖论中，这种努力的表现形式必然是毁灭性的，尤其是自我毁灭的。忍耐与其说是卡夫卡心目中的首要美德，不如说是生存下去的惟一手段，就像犹太人的经典性忍耐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