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鱼

文学是以平静和个人的方式在课外产生的爱好。 只是后来我才知道，莱昂西奥・布拉多的教师中间，有位是秘鲁的大诗人和知名的学者，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对这位学者深感敬佩，他就是塞萨尔・莫罗。他身材矮小，很瘦，头发花白而且稀少，有一双瞳孔深处闪烁着讥讽的光芒来看世界和人群的蓝眼睛。当时，他教法文；军校里有人说他是诗人和两性人。他那礼貌周全、有些矫揉造作的夸张的举止以及关于他的一些传闻，激起我们对这个似乎具体缺乏莱昂西・布拉多精神与哲学的人的敌意。

（我再也没有重读使我少年时期眼花乱的大仲马的小说，例如，《三个火枪手》或者《基督山伯爵》。我的藏书中有包括他作品的七星诗社的全部卷集；但是，每当我动手翻阅时，一种出于敬仰而产生的担心拦住了我的手，我担心那些作品不会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担心那些作品不能再给我十四岁和十五岁时给我的东西。类似的禁忌也使我多年期间没有重读《悲惨世界》，但是，在我又一次阅读这本书的那一天，我发现就是对一个今天的成年人来说，它也是一部杰作。）

后来他没有出书，我倒是更怀疑他的一生是在利马报纸编辑部那令人失望的办公室与“放荡不羁的生活所需要的夜晚”之间虚度过去了，今天，我对于他这种情况已经不感到惊讶了。因为实际情况是，我看到了其他一些像卡洛斯・内伊这样青年时期的朋友，他们似乎有可能成为我们共和国文坛的校佼者，可是由于缺乏信心，由于那过早而致命的悲观主义情绪而逐渐冷漠和枯萎了；这种悲观主义的情绪尤其是秘鲁优秀人オ身上的一种病，或许可以说是他们用来抵抗在一个如此贫困的环境中文化和艺术生活中庸俗、欺骗和失望的奇怪方式。

那年在皮乌拉我们谈话时我说到我的爱好，我说：哪怕是饿死我也要当个作家，因为文学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他常常给我朗诵诗歌，同时鼓励我要坚持自己的文学爱好，不要考虑后果，因为一—这是我学到的重要一课，而且也努力把这一课转达给我的孩子们——一个人最大的不幸就是一生在做他不喜欢的事情而放过了他愿意干的事。

从小时候起，现实中越是让我感动的人和事就越是贴近文学中的那些人和事。

人权是极左或极右派用来打击和推翻政府、操纵雄心勃勃但天真的人们和团体行之有效的武器之一。

我记得在伦敦，刚从新加坡归来的作家施瓦奈波（ Shiva Naipau）关于这个国家的发展与我有一场争论。他认为，那种发展和那样迅速的现代化，是对新加坡人民的文化犯罪，因为他们为此而“失去了灵魂”。那么从前他们住在烂泥鳄鱼和蚊蝇的包围下时是不是比现在身居高楼大厦中更纯正呢？毫无疑问，从前更有地方特色，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大家一一第三世界的人民一都准备放弃这一特色而换来工作和起码安全、体面的生活。

那几年里，由于他们掌握了秘鲁全部的传媒手段，便大肆强调反对民主观念和自由民主的口号，还不遗余力地以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名义维护独裁统治的贪赃枉法与倒行逆施。

关于第三世界的当代神话之一是：在这些往往深受腐败、专制、独裁奴役的国家里，知识分子代表着一块道德精神的净土，虽然面对统治者的残暴而无所作为，却是一种希望，是事情开始变化时可以发掘思想、价值观以及推动自由与正义向前发展所需人オ的源泉。实际上，并非如此。秘鲁就是证明，特别证明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轻而易举地就会贪污受贿、厚颜无耻和野心勃勃，因为他们长期缺乏发展的机会，缺乏安全感，缺乏劳动手段，而需要产生实际影响时又无能为力。

我从小就整天沉湎于幻想中，因为性格使我对编造故事变得非常敏感。但是后来我渐渐发现虚构的领地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等人们认为的狭小天地。也许是因为虚构是人类极力用任何方式、甚至通过难以置信的渠道要满足的一种强烈需要，它便到处出现，在宗教、科学以及表面上最反对虚构的活动中展露头角。政治是让虛构和想象扎根的一块沃土，特别是在无知与狂热在政治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国家里尤甚。

这是因为起初那种狂热的激情已经熄灭，代替这种热情的是家规和责任，我渐渐感到这是一种奴役。这婚姻能持久吗？时间不但不能缩小我俩之间的年龄差距，反而会戏剧化，甚至会把我们的夫妻关系变成某种虚伪的东西。家里人的预言迟早会应验；这段浪漫关系可能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