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黄昏

真惨，自己怎么陷入了这种境地？回连那么些天了，就没见到一张朝我真诚微笑的脸（大傻向我道歉无非是怕我揍他。张韦是收到家里寄来的东西，高兴得忘了我的身份）。我盼着有人向我微笑一下，如果十块钱能买来一个真诚的微笑，我情愿每月花十块去买。钱有什么用？一个月见不到一张向你友好微笑的脸才最难忍受。 现在，很希望能得到人们的同情，哪怕是怜悯。过去对同情这东西不了解，不太介意。有人鄙弃同情怜悯，以为接受了是耻辱。现在我明白了，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连垃圾都能吃。拒绝别人同情不是他处境还好，就是他得的同情太多，来得还容易。

两种思想经常打架：一种认为想女的可耻，见不得人；一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后一种思想略占上风。为了给自己的“流氓念头”找根据，我特地把鲁迅的一段关于肯定性欲的语录抄在日记本里，安慰自己不要老自惭形秽。

人家讲用会上能说，啪，一下子就是班长，在团积代会上说得生动，啪，当上排长。啪，入了党，啪！上了大学。

能孤独的人，才是勇敢的人。敢不敢一个人孤独生活，才能看出你是不是坚强。

争了半天，献上了几滴热血，北京的男生却没一个人授枪。 不过，我当个机枪第二弹药手仍很高兴。打仗时，机枪是敌人瞄准的目标，是最危险的岗位。“上甘岭”电影里，战士们争着抢着打机枪，只好排队，死一个，上一个……当第十射手也能办上仗打。这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打仗最容易死。 把我分配在这个位置，一点也不害怕。 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我很骄傲地通报，自己成了机枪第二副弹药手，神气十足。我们家里的所有孩子中，还没有一个是兵，现在我成了机枪弹药手，正经八百是个战士了！尽管给人扛弹药，在我们文人的家里也算是头一个。

除了吃，王连富过人的地方就是力气。他最喜欢谈论的也是自己的力气，很为自己浑身是劲，大骡子一样壮自豪。那段扛400斤高梁秸走二里地的事迹，不知重复了多少遍，每次讲都那么兴致勃勃，绘声绘色。

野蛮？对野蛮人，只能用野蛮办法。我把王连富手上的一块皮咬下，是因为他仗着当了几年兵，目中无人，对知青动不动就骂。我并不愿意打架，有的年轻人以为打架很刺激，很雄武，很有趣，其实根本不是。电影里一拳把对手给打个跟头的场面在真打架时极少碰见。而通常是两人龇雅咧嘴，像猴子咬架一样搅成一团，喉咙里发出兽性的咆哮，面孔丑恶之极，绝不像电影里的骑士那么英武潇洒。人内心深处潜藏的凶残，打架时全部溢于嘴脸，我用着拳头是被迫的。

韦小立是1969年9月份来我连的，平时不爱说话，她父亲1976年就被整死，尸体解剖后，塞了一肚子大字报纸，扔进火葬场。一派说她父亲是自杀，一派说是谋杀，谁也搞不清楚，就把他的胃放在药水里保存，留着请北京的医学权威鉴定。

父亲即使是坏蛋，他也是父亲，也有骨血上的情谊，让一个小姑娘对父亲的死拍手叫好，怎么可能？怀念父亲有什么错？值得上纲上线汇报吗？

开门整党刚刚结束就抓人，这不是报复是什么？赤裸裸的报复。老沈想借着抓我来镇压那股给他提意见的“歪风邪气”。

齐淑珍在大家面前提起有人到连部偷听，气得脸通红，大骂卑鄙可耻。可有谁知道，正是这位18岁的少女自己也老爱踮着脚尖在门外偷听别人说话，密告领导，向党献忠心。她曾老老实实承认，做梦也想入党。

哨兵称呼我们3个为“犯人”，心里沉甸档的。文革中，被关的牛鬼蛇神也不叫犯人。 白天，趴到窗户上来观看犯人的越来越多，哨兵根本拦不住。我不愿猴儿一样被人观赏，半天半天地躺着，蒙着大皮得勒。这时，才理解了动物园的狮子老虎为什么总爱躺着睡觉，不理睬游客的挑逗。陷在囹圄中，只能用这个姿势保卫尊严，不使自己身体变成娱乐品。

“你回去后，好好想想你的问题。哼，跟姓共的碰，没你好下场！” 我晕晕乎乎被押回牢房，晕晕乎乎躺在地铺上。 多狠毒啊！初来草原，自己在日记中所做的自我批评，现在成了低级下流的罪证，所抄的那段鲁迅语录，也成了灵魂肮脏透顶的证据！唉，要是把那些流氓思想抖露出去，今后还怎么见人，刘英红、雷厦、韦小立他们会怎样想我？ 赵干事不愧老练，首先从男女问题上下刀，把我的防线撕开一个口子。 我蒙着大皮得勒，难过得想嚎。戴了两天两夜背铐后，又受到这样的打击，怎么应付？ 脊梁背直发凉。

为不让别人发现纸条，我俩想了半天怎么伪装。 后来，他想出了一个法子：进牢房时，他口袋里有一缕白线。就把这缕白线缠在纸条上，缠成了一个圆线团，完全给纸条包了起来。

失去自由后，吟诵革命先烈在狱中写的诗，才理解那一字一句的份量。 …… 这首在国民党渣滓洞写成的诗，20年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牢房里，读起来，竟是那么亲切！一个滋味！ 1970年，一打三反，那个寒冷的岁月。全国各地私设了多少牢房哇，成千上万，真是成千上万！ 漆黑，漆黑，太漆黑了！

在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情况下，经过赵干事两个多月的辛勤工作，精心搜集整理，终于给我凑了六大罪状： 一、诬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 二、诬蔑林副主席，诬蔑解放军。 三、诬蔑江青同志。 四、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翻案叫屈。 五、偷听敌台，并且散播。 六、书写反动书信、黄色日记、散布资产阶级淫乐思想。 六十一团党委就根据这六条，把我当成了现行反革命案，报到七师，后又上报兵团。

信终于写好，为防止释放时，会像海淀分局那样搜查，问任长发有什么好法子？他想了想，把一把扫帚拆了，将我的信放在中间，之后再把扫帚扎起来，绑紧。 小子手真巧，寻扫帚给绑得和原来一模一样。

赵干事冷笑道：“刘少奇也不承认他是反革命呢。是不是反革命不能自己说。你不想当反革命就不要干那些事哇！而且这也不是那一个人的意见，是兵团党委集体决定！” “赵干事，但我确实不是反革命啊。”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冤枉你了？”金鱼眼瞪圆。 “没有，没有。”我赶忙说。 “劝你还是老老实实，不要胡闹。出去后，你要还这么跟人说，那可就是翻案的问题了，罪上加罪！懂吗？再告诉你一遍，跟姓共的碰，绝没好下场！”

当了反革命，连抓小偷的权利也没有。即使知道谁拿的，也没力量要。本来就让人监督改造，得罪了小偷，更要招祸。只好自认倒霉，不再声张。小偷真聪明呀，偷反革命的钱最赚了，领导不管，本人不敢追查，又符合一打三反精神。

在石头山上过年，虽然苦点，但自由，想干啥就干啥。可回连就成了专政分子，一举一动稍不注意，就有人告到指导员那里。尽管连里有会餐，吃得好，也不想回。乐意和荒山、枯草、石头在一起。它们不会欺负我，监视我，密告我，哪怕啃大饼咸菜，也乐意。

要搞臭一个人，必须先把他的品行搞臭，从男女问题上突破，这是整人的诀窍。从刘少奇到小老百姓概莫能外。赵干事很懂得这一点，四处讲我如何下流无耻。好像我用手干比强奸还罪大恶极。 其实性欲没什么可耻的，鲁迅早就说过性欲跟食欲一样正常。用封建的伪道学压抑它，逼得人们用不正当的方式发泄；或把它当成一把政治斗争的杀人刀，那才是最卑鄙可耻。

开什么会呢？指名道姓让他俩去，留下我。一股无名的嫉妒，一种低人一等的屈辱感，悄悄袭来，噬咬着自己的心。过去对开会无所谓，现在是特别有兴趣。能开会是一种身份，一种资格，一种政治待遇。对五类分子来说，参加一次会等于对你的生存有次小小的承认。

轰动全世界的林彪事件当时对五类分子严格保密，听传达文件的人员名单都要上报团里审批，泄密者严惩不贷。

从周围知青鬼鬼崇崇的议论中，我知道林彪出了事。当时有关他的罪行文件，不知为何，格外保密，三令五申不能对五类分子泄露。唉呀，他宁肯把你赶到大野地，也决不让你听林副主席这段传奇故事，看共产党的笑话。

林彪倒台是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消息。过去审问我时，赵干事总引用林副主席指示来批判我。现在林副主席倒台了，说明天兵团党委对我的处理确实有问题。 啊，林副主席那些杀气腾腾的话，葬送了多少人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哪！兵团的军人，完全执行了他的那一套杀气腾腾的思想。还说我诬蔑林副主席，什么诬蔑！玩儿他的盒子车去吧，就怨自己思想太正统，胆子太小，诬蔑得还不够。 林彪倒台使我的翻案大有希望，决定正式向兵团党委提出平反要求。

空虚的脑里闪出了一丝诧异：当了反革命，竟还有人恭恭敬敬给我牵着牛车；又闪出了一丝感慨：我不是他儿子，也不是老蒙，而是一个曾用大棒、马笼头、“亲爱”过他的知青，这样的以德报怨，除了说明老头心眼儿不错外，也因为北京知青即使成了反革命，其地位仍在老牧主之上。

她什么抢救战友的壮举也没来得及干，什么打火的英勇事迹也没表现就停止了呼吸。有相当一批知青都是像她这样猝然死掉。并不如《兵团战友报》所说的那样，奋力打火，高呼口号，反复冲入火海抢救战友。事实上，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在逃跑，只有杜恒昌等少数人在救人。

蒙古牧民们气愤地议论着：“草原年年都着火，从来没有死这么些人。达勒嘎瞎指挥，连一点点打火的基本常识都没有。” “当官的就想立功升官！哼，荒草是国家财产！知青的生命就不是国家财产吗？”

逃跑是门技术，需要各种知识及化装表演才能，我却大傻冒一个，一说谎话，心就怦怦跳，又没有雄厚的钱，真是很困难。没介绍信，连买车票都是个事，而且也无法住店。别说我一个现行反革命，就是兵团战士，私自逃跑都很不易。听说营建连的刘建新逃跑回家，还没出本团地盘儿就被五花大绑抓回来。 但我没别的法子，否则就得在这座荒山里孤零零呆下去，变成一具有生命无灵魂的木乃伊。已经回连的贡哥勒就有点不正常了。长期孤独生活，使他脸上肌肉僵死，喜怒哀乐界限模糊，凝固成一副痴呆傻相。

唉呀，我要是一大军区司令的孩子，绝不会落到这个地步。春节时，瑟缩在干草堆里过夜。在兵团，军人出身最革命，最高贵。文人出身最低贱，最不值钱。 唉呀，当个没权没势的作家儿子真是倒霉啊。作家在兵团领导眼里，算个啥？又臭又酸，根本没人尿。